1907年9月10日，宋时轮出生于湖南醴陵。他传奇的一生动人心魄，三次入党的经历扣人心弦。

黄埔军校入党

1926年4月13日，宋时轮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经过21日的复试，顺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由宋际尧改名为宋时轮。

入校后，宋时轮的军事训练各项科目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加上脚气病发作，他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半年多。期间，宋时轮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编在第一团第四营（营长陈明仁）第十六连。

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圩时，宋时轮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100余人。宋时轮作为“共党嫌疑”，也于这一天被捕，关进了广州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在监狱，国民党正式审讯了宋时轮3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令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宋时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涉共嫌疑，判处宋时轮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经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宋时轮被释放。他很快离开广州，乘船去香港，并在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候分配工作。真是无巧不成书，到香港后，他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李适生一定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谋职，态度十分坚决，二人发生了争执，气氛非常紧张。宋时轮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在香港办妥组织关系接转，即于当日晚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到处探询，宋时轮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沦落到无钱吃饭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只好捉笔为当时的上海街头小报写报屁股文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后来，他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均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醴陵，准备组织游击队。

苏区莲花县政府重新入党

宋时轮回到家乡，积极筹划组织游击队的事。哥哥宋方桂十分气愤地说：“家里供你上学，是希望你有个出息，谁知你读了一肚子书，不仅不能养家，还尽给家里惹事，你是个败家的崽！我要报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让，恶言相向。宋时轮气急了，随手抄起身边的条凳子将宋方桂打倒，冲出家门，父亲宋名德见状十分着急，紧紧跟在后面追赶。宋名德追上宋时轮后，望着儿子瘦弱的身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紧紧拉住儿子的手，塞给儿子几块钱，含泪喃喃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好好努力，干出点名堂来！”宋时轮听了父亲的这番话，十分感动。他坚定地对父亲说：“您放心，革命一定会成功，您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蒋介石的血腥镇压，还乡团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党的工作十分被动。宋时轮只好白天躲在山上避开敌人的搜捕，晚上再下山做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饿了，他就在山上采点野果子充饥。有一次，又饥又渴又累的宋时轮，摇摇晃晃地来到山脚下的一片红薯地，实在支撑不住了，连续拔出几个生红薯大口大口地吃着。就在他狼吞虎咽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钻出一个手持猎枪的中年男子，大声喊道：“谁在偷吃我的红薯？”“我！宋时轮。”他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自己的姓名。二人四目相对，那男子觉得宋时轮眼熟名字却很陌生，愣在那里。宋时轮立即明白了，改口说：“不，不，宋际尧。”“你就是宋际尧？是友伢子？”中年人又惊又喜，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宋时轮沾满泥土的手，拉着他走向一间茅草棚，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红薯，眼里含着泪花说：“饿了吧，快多吃一些。”

这个中年男子出身贫苦，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过农协委员，工作积极，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事事都走在前面，始终没有忘记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躲避还乡团的搜捕，只身跑上山靠种地为生。

宋时轮在草棚里坐下来，一边吃着红薯一边与中年人交谈，两人像一对多年不见的兄弟。“际尧，这天还能翻过来吗？”听了这句深藏心底的话，宋时轮亲切而又坚定地回答说：“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农民协会还会兴起来，土豪劣绅一定要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长不了，工人、农民一定会有翻身解放的一天。”几句话说得中年人心里亮堂堂的。中年人恳切地对宋时轮说：“那你就领着我们和他们斗吧！”后来，这个中年人第一个参加宋时轮组织的游击队，成了宋时轮在家乡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活跃着一支打白匪、杀土豪，令军阀颇感头痛的队伍——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宋时轮回忆创建游击队的经过时曾写道：“经过艰苦宣传，组织成了黑杀队（游击队），最多时37人，辗转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这支队伍在化名“张司令”的宋时轮的指挥下，不断组织发动穷苦群众惩戒恶势力，使贫穷的农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许多穷苦的农民兄弟吸引到了党的周围。

秋末，宋时轮旧疾复发，双腿肿痛不能行走，游击队员用担架抬着他在姚家坝牛形岭一带活动。有一次，为了躲避还乡团的搜捕，游击队员只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树上。时近中午，一群荷枪实弹的还乡团在树下抽烟、聊天。树上的宋时轮动也不敢动。对这件事，宋时轮很憋气。他在晚年时回忆说：“我要是身体好，能动弹，早就把他们干掉了。”

后来，由于病重，宋时轮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初，宋时轮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同时，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军第六军。

走过长征路，第三次入党

1930年初春，宋时轮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翌年春，他遵照上级命令，率领红军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被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宋时轮任总队长。1931年3月，宋时轮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军任参谋长。同年10月，红三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宋时轮任该师参谋长，翌年6月任该师师长。1932年7月下旬，独立第三、第六师合并，编为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宋时轮任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宋时轮在一段时间里受到影响。他在红三十五军时，就有人提出他有“AB团”嫌疑的问题。为此，他向军长、政委详细汇报了入狱、入党和1929年拉游击队以及到红军部队之后的全部经历。最后，他坚定地说：“1926年，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但那是履行每一个入伍生的手续，我自入狱之后即同国民党的组织脱离了一切关系，除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外，没有再加入任何组织，我绝对不是‘AB团’。”为避免斗争扩大化，红三十五军军委当年对宋时轮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1932年10月，陈毅推荐宋时轮到红二十二军任参谋长。此时，有人再次提出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致使其未能到职。

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是江西军区的所属部队，作为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听到有人传播有关宋时轮的消息之后，首先听取了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李井泉关于宋时轮问题调查的情况汇报。尔后，他又亲自找宋时轮谈话。宋时轮如实地向陈毅谈了一年前向红三十五军军委汇报的情况，并坚定地说：“我绝对不是‘AB团’。”

陈毅认为：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他召集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方面军报告。江西军区调查后的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任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要去红军学校学习，陈毅、李富春敦请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1933年5月6日，宋时轮匆匆赶到江西军区。到职后，宋时轮听说的第一件大事是“江西罗明路线”。

1933年6月，中共中央局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召开第二次宁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迫使其离开领导岗位提出批评，博古则认定前次会议是正确的，继续第一次宁都会议时的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高调。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之后，强调指出红军中不存在“罗明路线”。

一个月后，临时中央派人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算江西省的“罗明路线”，指名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在根据地、军事问题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他们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却被指责为“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邓、毛、谢、古做出组织处理。

宋时轮认为：谢维俊、毛泽覃在江西第四、第二分区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政治和军事进攻，而且巩固发展了该区域的工作，无论从做法还是从结果看，都应该客观地承认其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说他们犯了什么路线上的错误，那么成绩的取得就无法解释。乱给人家扣帽子，这样搞法没有好处，反而弄得今后谁也不敢工作了。因为是非不明，不能使人心服。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由于对邓、毛、谢、古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感到痛心，宋时轮在治伤过程中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1934年初春，宋时轮踏进了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宋时轮被编到上级参谋科。

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的其他学员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随声附和说: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在直率、坦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被理解的时候，宋时轮更加愤怒了。他说：“你们想学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那样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党小组将他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党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党支部只好将他的问题上交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他，宋时轮依然坚定地说：“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将他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宋时轮在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

长征途中的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采取胁迫右军南下的手段，企图分裂红军。为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9日夜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宋时轮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他发现红军全部转移，立即自动追赶中央红军。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说：“宋时轮你来了，好！”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宋时轮带着委屈表态说：“红十五军团刚刚组建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至今没有予以恢复的非党干部去是否合适？”毛泽东问：“怎么回事？”宋时轮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毛泽东谈话之后，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一年之久的宋时轮，心情格外激动，回到住处止不住地喊出了心声：“毛泽东相信我，还是毛泽东相信我。”到职的第一天，宋时轮立即将一年前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和毛泽东找他谈话的情况，向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组织部部长冯文彬作了汇报。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甘根据地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和不少军政干部被逮捕。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人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宋时轮恢复党籍的问题，也是这个时候解决的，经研究，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再次入党。

1945年7月，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恢复宋时轮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务委员会依据上述证明和理由，决定取消对宋被捕问题的怀疑、AB团的怀疑以及一九三四年红大所给予的处分，并恢复其一九二七年四月被捕到一九三零年初重新入党，及一九三四年春被开除党籍到一九三五年冬再重新入党期间的两段党龄。即宋同志的党籍从一九二七年起计算。”

看到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决定的时候，宋时轮高兴极了。他觉得，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突出体现。对每个干部尽可能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的做法，不仅使党更加清楚地了解干部的全面情况，而且促进了干部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加强了党的团结。宋时轮精神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