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年（2007）春节，宣传处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战友聚会。会上有人提议：军队是个大学校、大熔炉，可以培养人，锻炼人，改造人。宣传处的同志，每人可写点东西，或在军旅成长过程中一段经历，或一个故事，然后汇成个册子，一是可以作为对军旅生活的回忆，留个纪念；二是也可让后辈们对自己那段“生平”有所了解，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当时，好多人没有思想准备，也未展开议论，只是说说而已，过后就搁下了。一搁就是一年。

到了鼠年（2008）春节，又旧话重提，这才大体上形成了一致意见。而且对具体怎么写，也有一些共同观点，那就是：最好自己写，也可由别人代笔；必须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人生感悟，口子开小点，有故事，有情节，有可读性；主要写如何在部队得到锻炼提高，避免流水账式的琐事罗列，避免杜撰、拔高、“撞人”等等。

过后，大家积极动手，踊跃交稿，约莫一年工夫，便收到北京、兰州和西安等地27位战友的文稿。经大家推举的王宗义、张继芳、薛耀晗等同志一一联系、修改，一些拿不准的内容、写法，再集体商量确定。并对出版印刷等事宜进行了具体研究，最后汇成了这本集子。

我在部队服役30年，最值得回味的，是在宣传处工作的12个春秋。

宣传处是个知识分子窝窝，能摇笔杆，能说会道，或有其他专长者，成堆成伙。粗略扳指头算了一下，从20世纪60年代末算起，大学生就有十七八个。有先上大学后参军的，有从大学毕业生中专门挑选的，也有作为“工农兵学员”送到大学深造的，还有后来参加全省自学考试大专班结业的。

那时是什么年代？是知识分子很不吃香的时候，宣传处却集中了那么多“臭老九”，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说到这儿，我实在敬佩当年省军区和政治部一些首长，他们不但没有跟着那个“潮流”走，还有点“对着干”的劲头，从基层从大学选调了一帮“老九”。就连一位资格最老最有权威的老首长，常把“臭知识分子”的叫法挂在嘴边，用人时，还是喜欢知识分子。他前前后后选的几任秘书，清一色“科班”出身。在他那里，知识分子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

那帮知识分子，娇骄二气不多，“土气”不少。原因嘛，多数出身贫寒，完全是靠自己苦读苦干、拼搏奋斗出来的，又一直受着“正统”教育，有着最基本的品德、觉悟。这是其一。

其二，他们明白，那时候，只有夹着尾巴，尽量使自己“工农化”，才不至于吃亏。有了这两条，就造就了另一种性格，适应性强，特别能吃苦。下连队，蹲农村，驻工厂，没有架子，很快就同“工农兵”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尤其是下到农村，条件再差，生活再苦，甚至几天不洗脸，几个月洗不上澡，惹一身虱子，也不在乎，不会影响情绪，该咋干还咋干。

在他们中间，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生动的故事、趣闻，都有逗人开心的笑话。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但许建国不能不提。他的故事、笑话最多，与众不同的个性很突出。干起工作来，有一股拼命精神，不甘平庸，不会偷懒。还有，我行我素，干点“犯上”之事也是有的。除此之外，还是个热心肠。随便举两个例子：他曾用感人诱人的语言，多次替一个年轻同事写恋爱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写“情书”，硬是打动了一位大军区首长的千金，促成了那桩婚姻。他放弃休息，骑个自行车，跑到几十里外当“红娘”，劝说一位已同他的同事终止朋友关系的姑娘回心转意。这两个事，虽结局不尽如人意，可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却难能可贵。

宣传处战友春节聚会后在餐厅外合影

宣传处几十号人，朝夕相处，在一起打交道，牙咬舌头的事也有，但总体来说，是一个互相关爱、和睦友好的大家庭。这种风气，和历任的正副处长以身作则、平等民主的作风分不开。在处里，开会也好，私下也好，常常为一件事争得脸红脖子粗，转个身又烟消云散，狗皮袜子没反正，和好如初。多年来，每逢春节，经几位“业余”秘书长张罗安排，全处干部战士必定聚会一次。在整个机关，能始终这样坚持下来的不多，惹得不少人眼红羡慕。平日也常来常往，谁家有个事，需要安慰、帮忙，一声招呼，召之即来，或登门看望，或解囊相助。

其实，宣传处的人手，多一半出身工农，并非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只是有了那帮“秀才”，便有了一种勤于学习动脑、勇于创新和崇尚知识的氛围。这样，谁也不甘人后，暗暗立志，发奋努力，追求上进，不少人还自学成才，在某个专业上有较深造诣。那时，宣传和文化合二为一，有搞理论的、教育的、新闻的、摄影的、绘画的、体育的、文艺创作的，还有从事电影发行放映的，门类齐全。特别是前几项业务，和文字工作密不可分，动不动要提笔写文章。那可是个苦差事，任务一来，往往得夜以继日连轴转。当时偏偏有几位首长是写文章的内行，对文字要求又严又高，有时严得近乎苛刻，连个标点符号也要求用得准确无误，字要写得规矩、工整、好认，勾是勾，撇是撇，不得龙飞凤舞，潦草马虎。这样也有好处，可以出文章，也可以出人才。

袁伟将军为宣传处战友赠送书法作品

每次接受任务，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顺利“过关”交卷。有的人还对文字有“瘾”，几天不动笔，手就痒痒，主动要求写点什么，自找苦吃。

在不少人看来，点灯熬油，苦点累点，不是坏事。苦乐相依，苦中有乐。

作者利用进京出差之机，到总参干休所看望老战友、作家李虹（中）和夫人赵启美（薛耀晗摄）

写文章能锻炼人，培养人，逼着你多读书，多思考，多留心，多实践。许多人以后在“仕途”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沾了这个光的。有了这个“手艺”，在岗位上用得着，退休后也做不了废，终身受益，日子过得充实快乐，不容易得退休“综合征”，不会感到失落寂寞。有的转业到地方，同样是吃香的“秀才”，得到提拔重用。钱财再多，终会花光用尽，唯知识永不过时，谁也拿不走，抢不去！

20世纪90年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常青（左4）携夫人王怡（左5）从北京来西安时，与部分老部下合影留念

有志者，事竟成。屈指算来，一个小小宣传处，专家、学者型的人才，就出了十多名。这些人当中，有新闻、散文作家，有家庭教育专家，有研究军史、战史专家，有图书出版、报刊审读专家，还有画家、摄影家、武术家、书法家、篆刻家等。不少人出了专著，有的办过书法展。这些，既有益于个人，也有利于社会。

有人把职业、职务当成安身立命的资本、依靠、目标，目标一旦实现，便懈怠起来，不思进取。宣传处那帮知识分子也好，工农干部也好，不是这样，至少大多数不是这样。他们不懈的拼搏着，奋斗着，不断向人生更高的目标攀登着。前面说的这个“家”那个“家”，有的还成为社会名人，多是在退休后或转业后或进入后半生的事。人生和马拉松赛跑差不多，开始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很公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有了先后，拉开了距离。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基本的一条，则是由主观因素、自身努力程度决定的。

春节聚会现场

孔夫子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过去，人们多引用后半句，不完全。好像一个人要步入仕途，必须学业优秀。目标达到了，便万事大吉。其实，步入仕途，仍不能疏于学习，还要不断获取知识，增长才干。

在宣传处，历任的处长，许多人就是亲力亲为的大干事，很少有甩手掌柜。除了自己带头学习，为人表率，对大家的学习同样要求很严，尤其要求那些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同事，要珍惜光阴，长点真才实学，有一技两技之长。不光给大家规定学习的具体内容，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料和用具，还定期不定期检查学习进度，组织学习心得交流。对学习、业务的要求是这样，对思想品德的要求也是这样，争取成为德才兼优的有用之人。大概算了算，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宣传处走出来的师职（地厅级）以上干部有20多名，还有的成了将军，或享受军级待遇。

学习做人做事，目的不是做官，但却可以说明，一个人职务的提升，是组织和群众对其德才的认可，是其在事业和修养上追求进步的表现。同时，也能看出一个单位健康向上的风气。

对我来说，从走进军营到转业到退休，再到今天，已过去了半个世纪。静下心来回想一下，吃苦最多的是在宣传处的12年，收获最多的也是这12年。

说到宣传处，有3位首长是不能忘记的。他们对宣传处的思想、作风、业务建设，乃至整个政治部机关的建设，耗费了许多心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一位是省军区副政委吴恒声，另两位是政治部前后两任主任李兴智、常青。他们虽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严于律己，品德高尚，时时事事用自己的言行，对下属进行“传帮带”。在他们身上，既可学到做事的本领，更可学到立身的品德。

1970年初，省军区机关赴延安野营拉练途中，作者脚脖子扭伤，吴恒声副政委（左）蹲在地上看护士打封闭针

省军区政治部原主任李兴智

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从宣传处几任老处长、副处长罗铭、杜近明、齐东山、柳山朵、黄志国、杨志明、李虹等算起，处长和干部、战士，先后换了十几茬。一代又一代的战友，很多人已年过花甲甚至年逾古稀，还有十好几位已经逝去。每当我们聚会和互相走动的时候，总会忆起他们，怀念他们。

世事沧桑，人生无常，回顾往昔，我们更应珍惜难忘的战友之情，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写于2009年，2025年元月作了适当修改）

（编辑 马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