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首脑机关很少有什么车辆,小汽车就更为罕见了。中共中央所配备的仅有的一些型号各异、颜色繁杂的车辆,也大都为国内外友好组织和人士所捐赠,烧着延安土法炼制的汽柴油。
一、毛泽东谦让专车
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条件艰苦的延安,党中央领导没有专用小汽车,出行基本上都是靠骑马或者步行。
后来,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了中共中央。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于是,管车的同志首先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知道后则挥挥手,立即表示坚决反对,态度果断地说:“我不要!”接着,他进一步强调说:“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
按照这个原则,毛泽东坚持把一辆小汽车让给管军事指挥作战的朱德总司令使用,另一辆小汽车配给了德高望重、年纪偏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办公用。当然,由于当时延安仅有这两辆轿车,因此,偶尔也会被毛泽东或其他中央领导人紧急调用。“福特”车车身宽大,可以乘坐10个人,还有一个专供警卫人员站立的踏板。
有一次,毛泽东骑马去枣园开会。返回时,因马受惊,他竟然意外地从马上摔了下来,左手被摔伤。朱老总和“五老”见状都要把车让给他坐。毛泽东一口拒绝。可是朱老总和“五老”坚持让车开来。但毛泽东依旧坚持骑马回去。伤还未愈,毛泽东又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机灵的警卫悄悄把车又叫来了。对毛泽东说:“主席胳膊摔伤了,不方便,就坐这一回吧。”毛泽东却风趣地说:“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说完,毛泽东迈开双腿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从国统区来延安考察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人前往机场时,同乘一辆吉普车,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后,他们才知道此次来延安的民主人士较多。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后,两辆小车已没有了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在警卫人员的协助下跳上了卡车车斗,与随行的公务人员和警卫战士同乘卡车离开,这一举动使从国统区来的民主人士大受感动。
二、朱德怒斥儿子蹭车
1938年冬,朱德的女儿朱敏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安排和帮助下,从四川老家来到延安。年仅12岁的朱敏首先来到延安的马列学院,找到了正在这里上学的哥哥朱琦。他俩相伴奔到杨家岭,见到了日夜想念的父亲。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骨肉亲情自然浓浓。
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乘车参加。朱德的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住地时,却看见朱琦躬着身“唿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子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神速。原来,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车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可是他推搡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跟了回来。
朱德为此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那是啥子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怎么办?”他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今后万万不能因为你是总司令的儿子,就比别人高半截,绝对不能再有半点搞特殊!”
三、周恩来车后拴牛寻失主
1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23万兵力向延安发动重点进攻。我人民解放军总部在边区的兵力不足敌人十分之一,敌强我弱,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最后一批撤出了延安。他们乘坐的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 时留下的几辆美国道奇牌中吉普。
傍晚,一辆中吉普驶出了枪声不断的延安城,车上坐的是杨尚昆和总部作战部长李涛。突然,对面一头受电光惊吓的老黄牛疯一般迎着汽车跑过来。司机为躲开黄牛猛打方向盘靠边行驶,黄牛擦着车身过去了,可汽车却倾倒在斜坡上。杨尚昆、李涛与司机小高、小史四个人下车摸黑抬车, 可人少力小,无补于事,急得他们团团转。
正在此时,另一辆道奇车在他们身前停了下来。车上匆匆走下来的是周恩来和另外几个随行人员。周恩来见状,挽起袖口带头走下坡来帮着抬车。大家分布在车的前前后后一齐动手,听着周副主席喊的号子声,硬是把这笨重的车从斜坡上给掀了起来。
杨尚昆和李涛匆匆驱车上路,周恩来则返身对卫士们下了另一道命令:“调头,将汽车调过头来,咱们想法寻上受惊的黄牛,一定要把老乡的黄牛还回去!”
他们缓缓地开着车苦苦搜寻,终于在不远的路旁寻找到了这头老黄牛,然后用一根麻绳把牛拴在了车厢尾,调过车头向前慢悠悠地开着。周恩来不时地回头观察黄牛跟随的情 况,叫司机把车开得再慢些,再稳些,他知道,黄牛可是陕北老乡的命根子呀!
最终,他们在前边四五公里远的一个名叫寺家园的村庄里,寻到了黄牛的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