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的杨家岭，曾是党中央在陕北时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半山坡上有几排窑洞，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其中有三孔窑洞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三孔窑洞左边是寝室，中间是办公室兼会客室，右边是工作人员的居室，室内陈设十分简陋，无不体现出战争岁月中党的领袖艰苦朴素的作风。

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在延安军分区担任政委时，经常接待和陪同一些领导和客人到杨家岭革命旧址参观，每次都少不了来毛泽东主席旧居看看。窑洞里悬挂着一幅毛泽东主席给边区干部作报告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破旧的衣裳，已经发白的裤子膝盖处对称地补了两个大约半尺宽，一尺长的黑色大补丁，一眼望去反差特别明显。主席扳着指头在给大家讲话，他的右前方摆一个小方凳，凳子上放一个口杯，旁边放一把水壶。

我们每次来到这里，讲解员都会深情地给我们讲这个口杯的故事：延安时期条件非常艰苦，整个会场里就这么一个口杯，主席讲话口干了，他就喝口水润润嗓子，听报告的其他同志如果渴了，也可以自行上前倒水喝。每当听到这里，我总是感慨万端，心潮难平！这是多么纯洁的政治生态，这是多么真挚的人际关系，这是多么淳朴的优良作风啊！这种现象如果换个时空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小看是个礼节礼貌问题，大一点看还可能上升为“政治问题”呢。

1940年5月，毛泽东就是在这个窑洞里接待了来访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同志。陈看到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住所，墙上一张地图，地上几张木桌和几把高低不一的椅子，铺盖也很简单，内心大为震撼。傍晚，主席在窑洞外露天场地设宴招待陈嘉庚，饭菜只有米饭、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菜，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鸡。主席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意送来的，鸡正下蛋呢，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主席与陈嘉庚闲谈南洋情况时，很多人都跑来听，顷刻间座位告满，有一位勤务兵迟到了，就大方方地挤到主席坐的凳子上，主席很自然地把身子往旁边一挪，让那个小兵坐的更舒服一些。陈嘉庚回南洋后热情地向国内外朋友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兴奋地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也发生在这里。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邀请从国统区来延安访问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到自己的窑洞里做客，问他“来延安几天了，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一国家，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看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能找出一条出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站出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一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毛泽东同大家共用一个口杯，到与战士同坐一把凳子，从邻居给毛泽东送鸡吃，到与黄炎培的“窑洞对”，都反映出来的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这就是当时延安的作风，这也是“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根本原因所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要把人民群众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诗经.无衣》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说的也是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说的还是人民的力量像水一样，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解放战争胜利之时，柳亚子问毛泽东“中国革命的胜利来得这么快，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妙计？”毛泽东回答“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

前些年，我们经常听到和看到有些地方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出现人民群众上访静坐等群体事件，有些事件还动用了公安干警的力量才得以平息。这些问题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不相符合的，让人感到忧心。一次，我与时任延安市的市长刘孝文同志聊起此事，他直言不讳地讲，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我们的干部没有把自己的屁股坐到人民群众一边来。老百姓都很朴实，也很务实，他们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不是为他们干事的人。只要你在老百姓中间不摆架子，老百姓就欢迎你。他进一步说，老大爷给你一个旱阳锅，你用手掌心一抹或在胳肢窝一捋，就叼在嘴里叭嗒叭嗒吸几下，他就知道你没有嫌弃他，就愿意与你打交道。老大娘给你端来茶，你不管是杯还是碗，接过来咕哩咕咚就是几口，那她就眉开眼笑，跟你有拉不完的话。

纵观建党百年历史，让我们明白了我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就是执政后严重脱离群众。只要全党能够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赓续和继承延安精神，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始终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