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的红色纪念地和革命旧址中，我去过次数最多、烙印最深的是延安革命纪念馆。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今，我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的次数不下二十次。

第一次去延安并去延安革命纪念馆接受教育，是1969年冬天。当时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新闻科从事通讯报道工作。由总后所组织的解放军总医院赴延安农村医疗工作队，深入到陕北革命老区，为缺医少药的老区群众送医送药上门，还帮助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和培训“赤脚医生”，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与欢迎。医疗队的先进事迹一度轰动全国。《解放军报》计划组织连续性专题报道，具体由总后政治部新闻科组织落实。新闻科派出王宗仁干事和我到延安去随队跟踪采访。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次采访活动。因为从参军那天起，就知道延安是革命圣地，总盼望有机会能到延安走一走，实地体验贺敬之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情意境。

那时交通不像如今这样方便快捷，我们两人11月10日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到西安后又转乘汽车在铜川住了一晚上，第三天下午才抵达延安。

当时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队的联络点设在延安军分区招待所。我们和医疗队负责同志接上头，安排好随队采访的计划行程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去距离军分区机关不远的凤凰山麓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那会儿延安革命纪念馆就在凤凰山革命旧址院内。午饭后，我们又去瞻仰延河东岸的王家坪、杨家岭革命旧址。

尽管先前从书本和革命先辈的回忆录中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延安，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梗概有所了解，但是亲临延安革命旧址参观学习，心灵还是深受巨大撞击和感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们当年居住过的土窑洞、简陋的办公和生活环境条件、延安时期党政军民同甘共苦、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纪念馆导游人员如数家珍似的讲解诠释，把我们带回到烽火岁月的延安时代。纪念馆展室所陈列的那些珍贵实物，如毛泽东使用过的煤油灯、小石桌、烤火盆，朱老总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劳动工具，周恩来、任弼时用过的纺线车，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的老䦆头，红军和八路军官兵穿过的草鞋，延安军民自制的用来对付敌人的土枪、地雷、火炮和维持生计的土织布、羊毛毡、马兰纸、火柴等，每件文物都蕴藏着丰富感人的故事，都是延安精神的生动教材。在这里，我体会了延安土窑洞的温馨，领悟了小米加步枪的威力，看到了大生产运动的硕果，品味了陕北红枣和南瓜的滋味。记得我们走到陈列室那匹据说是毛泽东骑过的青白色骏马的模型标本跟前时，王宗仁同志左看看，右看看，来回看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愿离开，似乎发现了什么奥秘。我问他：“王老师，你在想啥哩？”他说：“我仿佛看到了毛主席骑在马背上，正风尘仆仆地转战在陕北的山沟梁峁上。”

王宗仁是著名的军旅作家，也是我的文学创作启蒙老师，他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写得特别漂亮。我估计，眼前的情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进入了创作构思状态。果不然，十多分钟后，他就当场吟诵了一首散文诗，诗的全文我记不清楚了，意思是赞扬毛主席骑过的这匹马久经沙场，就像唐僧西天取经路上的白龙马，劳苦功高。我只记得其中有那么两句：“你看那跋山涉水的马蹄上，还粘着黄土高原的泥沙；你看那经风沐雨的马缰上，还挂着延河流水的浪花。”

1974年底，我从京城调回西安，在陕西省军区做新闻报道和党史研究工作，期间又被派到陕北富县参加支农工作一年多。延安又是党史军史研究的资源宝库，陕北的在乡老红军和延安民兵是省军区宣传报道工作的重点和亮点，这样一来，我几乎年年都去延安，延安的每个县区都跑遍了，尤其是红色旧址，更是我们来来往往的“兵站”，革命纪念馆成为汲取精神营养的智慧教室。

1975年春天，我曾带领省军区新闻报道培训班的10名学员，到延安进行实地采访实习。我们的现场教学点就选在革命纪念馆，让一起来学习的同志认认真真地在纪念馆内一遍又一遍阅读观览，从中发掘报道题材和启发写作灵感。那时的革命纪念馆已经搬迁到王家坪，但不是现在这个样，规模比较小，名称为“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我们所聘请的第一位讲课老师是住在纪念馆隔壁的老英雄杨步浩。

杨步浩是陕北穷苦农民，从横山县逃荒到延安石家畔落户。1935年，中央红军来到延安，穷苦百姓有了救星。杨步浩在土改中分了地、分了窑，光景一年好似一年。他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感恩毛泽东。杨步浩入了党，担任了村干部，大生产运动中主动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代耕，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积极拥军优属，1943年被边区政府评为甲等农民劳动模范。1946年春节，杨步浩等倡议以延安县川口六乡人民的名义给毛泽东敬献“人民救星”的金字匾。全国解放后，他曾三次上北京参加会议和拜访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被组织安排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作为延安岁月历史的见证者和延安精神传播人，经常为当地中小学生和外地来延安的游客们宣讲红色故事。杨老为人朴实厚道又十分爽朗健谈，他领着我们在纪念馆和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旧址参观，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抗战时期边区军民大生产的情景和他同毛主席、朱总司令、王震旅长交往的故事，还讲他在1961年带着延安的小米、绿豆、南瓜子等土产品进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在毛主席家里吃饭的过程。他讲得津津有趣，逗得大家笑声朗朗，不时鼓掌称赞。可惜的是，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老英雄在1977年7月，被延河那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夺去了生命。

如果说此前几次到延安燃烧着激情和充满着兴奋，1976年的几次来延安和进革命纪念馆，心情则是十分沉重和悲痛，可以说是在哭声和泪水中浸泡着。因为那是全国人民都刻骨铭心和肝肠寸断的日子。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故；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又离开了我们……

1976年9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第四天，我奉命带报道组到延安采写驻军部队和各县区人武部及民兵深切悼念毛主席的有关活动报道，在延安停留了十多天。那些日子里，圣地延安同全国一样，从城里到乡下，男女老幼，甚至山水草木都沉浸在无比哀痛之中，从宝塔山顶的塔楼到延河两岸的建筑物，各个革命旧址的窑洞门头，大街小巷的店面都悬挂着白花黑纱，人人都为失去伟大的革命领袖而哀悼。当时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是人们缅怀伟大领袖、寄托哀思的重要活动场所。我们先后三次到纪念馆进行现场采访，每次都是在低沉的哀乐和哭声泪水中聆听人们对伟大领袖的感恩与缅怀的心声。在来纪念馆吊唁和向毛主席铜像献花的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英雄，有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有排着整齐队伍的党政机关干部和延安驻军官兵，也有北京和各地在陕北插队的知识青年。我凭着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经验，现场采访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抓取了一些感人的经典镜头。比如1935年参加革命、曾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过警卫员、毛主席为其赠送过钢笔的红军老战士、时任延安李家沟大队党支部书记贺振法；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延安军分区独立连排长王兴荣；在延安柳林大队插队落户的解放军某部退伍女战士李林、刘文霞等，他们站在毛主席像前热泪盈眶的情景和深切怀念的话语，深深地感动着我。在纪念馆和安塞、志丹、临镇、南泥湾、枣园、八一敬老院等地采访后，我们加班加点，连续整理撰写出六七篇延安军民深切悼念伟人去世和缅怀毛主席丰功伟绩的通讯报道稿，用电话和传真及时发到新华社、《解放军报》《人民军队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媒体，大多被采用。其中有一篇约4000字的特写《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刊发在1976年10月21日的《解放军报》上，在全军影响较大，为此我受到了兰州军区和省军区政治部的表彰。说起来，我还真该感谢延安革命纪念馆，那篇稿件的素材和采访对象全都是在纪念馆所接触的。

2006年，儿子由西安一家出版社调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工作。我送儿子去学院报到的当天下午，就带着他一起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父子一起温习了革命圣地的辉煌历史。儿子在延安干部学院履职期间，有几年曾担任秘书处和培训部学员处负责人，数十次带学员和陪同来访客人参观游览纪念馆与革命旧址。谈论起延安的红色历史，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他对延安革命纪念馆，不，应该说对延安的所有革命旧址，对延安的山山水水和风土人情都比我有更深刻的了解与感受。

退休后也曾几次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最近一次是2019年12月。应聘在“学习强国延安红云”编辑部做编审，为编著党史通俗读物《峥嵘岁月的记忆》一书，去延安实地核实有关史料。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延安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就如同我人生征途上的一盏灼灼闪光的路灯和熊熊燃烧的火炬，为我照明，给我激情，赋我热能，输我动力。我只要有机会到延安，也总是喜欢去纪念馆参拜学习。在我看来，那里是一个红色文化的资源宝库，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座丰碑，是一本阅读不尽的红色文化史书，一池荡涤心灵的温泉。每次走进革命纪念馆，我都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延安革命纪念馆——我顶礼膜拜的精神殿堂！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