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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丹凤是一块红色的沃土，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革命斗争中遗留的会议旧址、战斗遗址、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地旧址和机关驻地旧址主要有38处，分布在10个镇办，商洛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商洛山中小延安”之美称。早在1927年就建立了中共龙驹寨特别支部。老一辈革命家徐向前、贺龙、程子华、徐海东等曾在这里饮马丹江，鏖战商山。这里也涌现了被毛泽东主席称为“陕南游击队领袖”的巩德芳、被汪峰称为“群众领袖”的王柏栋等一批丹凤籍的革命英烈，为新中国的诞生英勇奋战，谱写出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华彩乐章。

大革命时期，成立了商洛最早的两个党组织之一

丹凤县的革命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7年4月，中共陕甘区委从西安中山学院选派共产党员闵培贤、卫志毅、吴汉周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以帮助建立国民党龙驹寨分部的名义赴龙驹寨开展群众工作。他们深入丹凤县寺坪山区，帮助建立8个角子农民协会，深入到龙驹寨高等、光华、新民等学校建立了教师会和学生会。成立了中共龙驹寨特别支部。龙驹寨特别支部的建立，使丹凤成为商洛地区建党最早的两个县之一，在丹凤党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共龙驹寨特别支部成立旧址（盐帮会馆西侧）

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长征途中唯一一个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丹凤的活动是比较活跃的。1928年春，许权中旅进入丹凤，是进入丹凤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战略转移先后过境丹凤，播撒下革命的火种。尤其是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2900余人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开始长征，12月9日，部队翻越蟒岭，进入今丹凤县庾家河街宿营。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今丹凤县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议当天，发生了关系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庾家河战斗。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西征北上，留下红七十四师继续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作战，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取得长征胜利。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在鄂豫陕边区转战半年多，创建了长征途中唯一一个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战斗纪念亭及烈士墓

抗日战争时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丹凤人民群众积极宣传并参与抗日。1937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地方科科长王柏栋从泾阳县云阳镇回到家乡商洛，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领导商洛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建立党组织，开辟地方工作。1938年7月25日王柏栋被暗杀；1938年8月下旬，省委派彭一民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惩办反共顽固分子，1940年2月，商洛工委撤销；1940年3月，中共商县委在棣花镇巩家湾小学成立，王连成任书记，继续与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2年10月，县委遭到破坏；1942年，党的武装骨干巩德芳、薛兴军等先后进入陕甘宁边区马栏参加整风学习，留在商洛的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进行隐蔽斗争。

中共商洛工委旧址

解放战争时期，成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大肆搜捕共产党员，镇压革命群众，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1946年7月28日，李先念率中原突围部队7000余人进入丹凤，在陕南游击队领袖巩德芳的接应下，在丹凤五渡丹江，成立了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先后建立了中共豫鄂陕边区第二地委、第二专员公署、第二军分区，7个县、10个区、23个乡民主革命政权，创建了以丹凤为中心区域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军十万之众，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作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遵照毛泽东指示，刘金轩、陈先瑞、刘庚、孙光等率军和商洛游击队四路大军胜利会师龙驹寨。1949年6月1日，孙光、王力、薛兴军率商洛军分区部队最终解放了龙驹寨，2日，中共丹凤县委、丹凤县民主政府成立。

位于蔡川镇留仙坪村砖磨沟口的会师广场

“商洛山中小延安”的文化内涵

（一）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丹凤县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创建是在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艰苦、敌我力量悬殊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如此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许多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理想信念宁死不屈：堪称“满门忠烈”的巩德芳一家，亲属7人为革命牺牲；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队长罗锦文奔赴抗日最前沿，夜以继日地抢救伤员，积劳成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而牺牲的28岁刘丹东；王连成、巩德胜、雷振杰、王士哲等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类似这样的事迹在丹凤县数不胜数，长眠在丹凤土地上的642位烈士，用他们伟大的牺牲精神，推动共产主义事业走出黑暗迈向成功。这些许许多多的英雄无不表现出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

（二）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大局意识

土地革命时期，红二十五军在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转战鄂、豫、陕、甘、宁五省，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部队大量兵力，给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减轻了军事压力。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鄂豫陕省委，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进北上。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符合党中央及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毛泽东对红二十五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红二十五军当了“中央红军之先导，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三）依靠人民、根植于民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在革命困难时期，红二十五军从入陕前夕就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布告》，明确宣布“我们调动队伍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工农穷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颁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红军每到一地，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镇压土豪劣绅，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给穷苦农民，拉近了军民的距离，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面临着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巩德芳率部到马栏进行整训，以省委拨给的五万元边币和五石小米为经费，开办“德记骡马店”，并担任经理，他领导同志们进行整风学习、开展生产。巩德芳带领同志们打窑洞，解决住的问题。随后将“德记店”的同志分成三批，一批搞农业、一批搞副业、一批搞经营。经过一年的努力，用积累在南原子盖起了10间房子，战士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战胜重重困难，使“德记店”越办越大，越办越红火，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每年还把收入的一部分上交关中地委。

（作者系丹凤县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编辑 马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