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讨文艺问题的时间最为长久，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著述和言论甚为丰富，不但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而且其理论更带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文艺运动的经验总结的特点。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段，则更加浩浩荡荡、波澜壮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讨文艺问题的时间最为长久，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著述和言论甚为丰富，不但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而且其理论更带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文艺运动的经验总结的特点。可以说，毛泽东文艺思想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其问题之复杂，斗争之激烈，花费精力之巨大，取得成绩之辉煌，在20世纪人类文艺思想史上实属罕见。

鲜明的唯物史观品格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11页）它是我们观察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也是观察文艺现象的科学的哲学基础。关于文艺的唯物史观，虽然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也有论及，但毛泽东论述得最为系统和深刻。毛泽东对文艺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关系的论述，对文艺价值系统的论述，对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问题的论述，尤其是对作家、艺术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7页）的论述，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框架，具有明显的开拓性。能否实践文艺的唯物史观，关系着文艺的性质、文艺创作的源泉，关系着文艺家主观世界的改造。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为革命文艺事业找到的一条生命线，是唯物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思想的新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文艺思想才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文艺界代表了先进文艺理论的前进方向。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文艺思想的优良传统。时代在进步，形势在变化，人们的文艺实践也在发展，文艺理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随着实践的进展，继续进行文艺理论上的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品格，也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永葆生机的关键。在邓小平同志所作的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在江泽民同志所作的文联六次作协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真诚的努力。

文艺本身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日趋多样化，文艺生产体制本身也在不断地变革。原来的一些观念和方法，套用到今天的文艺生活现实中来，时常会显得隔膜。但是，新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失去了理论阐释的空间，恰恰相反，它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强的现实感。这是由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邃内涵和突出的实践品格决定的。毛泽东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同上，第853页）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样面临发展与创新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就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七一”讲话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同时也强调必须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这对我们当前的文艺理论建设具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特别是胡锦涛同志谈到“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这一论断，不仅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而且给了我们判别和观察文艺问题和其他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科学的思想武器。

同一个社会或一个政权一样，人心向背，同样是决定文艺事业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的文艺，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赞赏，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只有牢牢地把握住这个方向，创作才不至于“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7页）才不至于被艺术上和历史观上的实用主义、消费主义、折衷主义、虚无主义所淹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原则，是不会抛弃历史上的人民性美学传统、不会以各种名义剥夺人民的审美话语权的，也不会用物欲和诱饵去鼓励和怂恿作家、艺术家拜倒在金钱之下，更不会善恶不辨、美丑颠倒地用文艺形式歪曲事实、编造历史。

由此看来，当前文艺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中是存在一些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的。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方面：一、文艺创作与接受主体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为什么人的问题”。二、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把它归为文艺“如何去服务”的范围。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文艺创作和接受主体的关系，关系到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文艺论述中的许多意见，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随着社会的进步，改革向纵深发展，文艺作品的接受主体和人们的审美趣味日益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应该说，这种局面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为文艺繁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服务对象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决不意味着放弃最基本的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是在“多元化”的时候，我们的文艺创作越要“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越要力求“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越要注意“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435页）我们的文艺一刻也不能离开深邃澎湃的人民海洋。马克思早年曾说过这样的话：“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0页）如今中国人民的整体生活当然是今非昔比了。但是，关心底层人民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的美学精神，还是万万不能丢掉的。邓小平同志讲：“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这不是说说而已的动听话语，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艺思想的真谛。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听到这些话语，我们不仅感到亲切，而且感到这一思想原则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极端重要性。要实现文艺的底层关怀，就是要找准支点，将话语资源重新定位，这是走出文艺创作低谷的重要步骤。

毋庸讳言，我们的有些作家、艺术家离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和普通劳动群众越来越远了，在人民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创造并在人民进步中造就艺术进步的兴趣越来越小了，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并表现与反映他们的热情也越来越少了。一些作家住在宾馆里，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进行所谓“私人写作”、“零度写作”、“商业写作”甚至“身体写作”，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生活，闭门造车，心里、眼里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底层群众这个接受主体的存在，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怎么能让人民群众满意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火爆的情况下，有些历史剧作品，打着“出新意”和“人性论”的幌子，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理想化，为一些已经盖棺定论的反动历史人物翻案。这种将历史事件“叙事化”、将历史人物“人性化”的取向，混淆了是非界限，模糊了人们的观念，其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广大接受主体的典型体现。这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宗旨，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也是格格不入的。

“三贴近”：新时代的呼唤

当“为什么人”的问题明确之后，解决理论的有效性和现实针对性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我们党文艺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六大报告和最近党在思想宣传工作中反复强调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精神，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发展，看作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文艺“如何去服务”问题的新答案。当年，毛泽东提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认为文艺工作者要是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不懂”，那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今天的“三贴近”原则，继承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同时又立足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际，具有更加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深广内涵。

文艺上迫切需要贯彻“三贴近”，这是现实的要求，时代的呼唤，理论的深化。

从文艺上来讲，“贴近实际”，就是要贴近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贴近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最大的实际；就是要求我们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文艺创作更加具体、实在、扎实、深入；就是要求我们的文艺创作贴近群众的实际接受能力，形成与现阶段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观念，不能盲目地超越现实，也不能迎合某些时尚，落后于急速发展的现实。

“贴近生活”，则是指文艺家“艺术要上去，生活要下去”，要风雨同舟地深入到社会生活和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跟上生活变化的新节奏，传递生活的新信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这种“贴近”，是一种融入、一种汲取、一种服务、一种引导。它表明文艺创作要始终把视点对准真实的生活，关注那些朴素平凡的细节，聚焦那些丰富多彩的场景，从现实生活中挖掘提炼生动的人和事，使创作更加入情入理，更加洋溢着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气息。

“贴近群众”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它重点强调的是文艺家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反映群众疾苦，体现群众意愿。民众关注的东西，文艺家和理论家要格外关注。要把自己的艺术生命和精神生命深深地植根于群众之中，更好地成为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代言人。“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一至理名言，也应成为文艺创作和理论阐释在内容、方法、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上的座右铭。

我们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我们有责任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一代一代地发扬光大下去，并结合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让毛泽东文艺思想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作者：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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