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博古，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因推行左倾路线，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被从总书记的宝座上拉下马。开始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时，周恩来和他一次长谈，说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 ，很难领兵打仗。咱们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做统帅。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毛泽东很适合驾驭目前战争，是很有智慧的帅才。这次长谈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顺应革命需要，从大局着想，顺利实现“博洛交权”，使张闻天成了党的一把手。长征以后，他通过实践来了一番灵魂深处的革命，继续忠诚地为党工作，特别是在新闻宣传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中共新闻事业奠基人。

博古本名秦邦宪。其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秦邦宪是北宋词人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第十五世祖秦金被称为“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曾开创了无锡寄畅园。

1926年10月，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同学有王明、张闻天等人。在苏联留学时，按照当局要求，秦邦宪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为“博古诺夫”。此后，便使用“博古”作为化名。

遵义会议后，博古交出大权，此后一直拥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没有消沉，也没有对立情绪，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他的这些转变，得到中共的谅解，保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后来又负责“外交”工作。在此期间，博古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稳定社会，提高陕北根据地经济，为纠正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以常委身份，领导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五人小组，处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100多位领导干部的冤案，对稳定陕北根据地的 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

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被派赴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他参与恢复重建了南方13省的中共党组织，组建了新四军，营救了被中国国民党方面拘押的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博古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从中他深刻认识到舆论工作的重要。在于蒋介石的谈判中，多次坚持办报主张，在他的努力下，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终于在武汉创刊。他利用这块宣传阵地，传播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战斗意志。

也许是博古牢记着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就表达出希望在延安创办一份日报和强有力的通讯社，“以便毫无保留地将我党主张传播到全国全世界去，揭露独裁者的阴谋勾当，帮助全国人民使他们的眼睛更加明亮起来，他们的力量更加团结和壮大起来。”经中央批准，在延安出版《解放日报》，由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统帅新闻出版大军。当时，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之下，边区的物资条件极其困难，再加上办大型报纸和通讯社经验不足，为了完成任务，博古亲手解决房子、吃饭问题、选择印刷工人等极繁琐的工作。除审阅新华社收进和发出的电讯及《解放日报》的消息、论文等编辑部的工作，而且也站在排字房里指点排版工作（因当时只有一个《新华日报》来的熟练工人），校对大样，细心指导报纸产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因报社无房子，他住在几里路外的杨家岭，有几次天下大雨，他的马被事务人员骑走了，就冒雨踏着泥泞去清凉山按时工作。       

《解放日报》5月16日创刊，发刊词由毛泽东撰写，头条新闻由博古执笔，中央领导人以毛泽东与博古写的社论、专题、新闻、按语最多。他是清凉山上公认的写文章最快、读书最多又最快的人，博古为党报的性质与新闻写作写了很多社论，还有专论与讲话，论述党报是“党的喉舌”，我们是全党办报，宣传是“以我为主”，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军队、很好的政府，我们也要有一支健全的新闻大军；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并且论述新闻写作的常识与记者的任务。这些精辟的言论是中外新闻历史中从未提起过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经典著作。博古讲话逻辑性强，语言精确完整，有些记者将他新闻写作的讲话整理出来加上标点，当文章发表。博古博学多才，他在百忙中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延安高级党校规定必读的五本书中，有三本为他所译。在延安，夜间熄灯最晚的是毛泽东与博古，毛泽东的习惯是夜间工作。博古只有夜间才能翻译，早晨6点半钟还要起床上早班，审查党报的稿件，他劳累过度身体不好，还把中央每天供给政治局委员的一瓶牛奶，送给缺奶的杨永直编辑的女儿吃。

 如何把《解放日报》办成党的宣传工具，成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号角，是没有经验可遵。开始，博古只能照苏联《真理报》的样子去办。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在报纸上表现得比较多，使报纸比较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如对国际新闻花了大量篇幅，对国内特别是边区情况报道太少，受到中央批评。在1942年3月31日，毛主席亲自召开了座谈会，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的意见，还亲笔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8个大字。在中宣部领导下，《解放日报》改版成为全党整风的重要部分。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第一张报纸与群众见了面，接着中央又调陆定一担任总编辑，博古和陆定一，是喝着太湖水长大、富有吴地人文特质的地道无锡人，他们的故居至今还分别留存于无锡市中心的崇宁路112号和县前街10号。他们认真整改，反复研究，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使《解放日报》成为一张完全的党报。同时也狠抓了新华社的工作，在近５年的时间里，解放区的新闻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共组建分社40余个，除了职业新闻从业人员以外，还拥有近3万名业余通讯员，基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网络和统一的制度与机构。

在大生产运动中，第一年《解放日报》是落后的。经过博古认真抓生产，第二年报社生产竟达28种之多，获得延安机关生产第二名，每人每月可吃3斤肉，西红柿、白菜、各种瓜类都吃不完。

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秦邦宪再次真诚地、沉痛地检讨了自己192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实现了由教条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赢得了党内同志的肯定，并在党的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8月10日晚，新华社的吴文焘突然接到日本投降的激动消息，他急忙赶到博古住处去汇报，博古已去枣园毛主席出开会了。吴文焘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立即向与会者作了传达，一时欢声雷动。博古立即回了电话，要大家在电话机旁等候中央指示。凌晨2时，博古带来中央指示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大家欣喜若狂，赶快发稿。博古拿出一罐自己珍藏几年的咖啡，给每人冲了一杯，以咖啡代酒，共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6年 4月8日，当去重庆谈判的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中共领导人乘坐专机返回延安时，不幸陨落在黑茶山上， 使党和国家遭受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26人治丧委员会，延安各界3万人悼念与安葬“四八遇难烈士”。追悼会空前隆重，毛泽东悲伤得几夜未眠，写了《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文和《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悼词。中央的挽联是：“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丧砥柱；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刘少奇和朱德、任弼时都写了悼文与悼词。周恩来的题为《四八永垂不朽》中，特别说：“博古，你是为修改宪法而粉身碎骨，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草，建立民主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后来，党专门在延安修建了“四·八”烈士陵园，每年4月8日都会组织祭奠。笔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延安上学时就参加过浓重的悼念活动。在清凉山新闻纪念馆里为毛泽东和博古塑了铜像，以纪念我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2015、3、8、——3、14、于新华园

（编辑：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