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在一篇课文中读过毛主席给凯丰同志的一封信，老师说凯丰是中宣部长，只是建国初就病逝了。年青人没能力追根究底，也就当作了耳旁风。后来在研究党史中，才知道凯丰也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他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于江西萍乡市老关乡，在遵义会议上，他错误地与博古等人一道攻击毛泽东，但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之后，一直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曾担任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务。

大革命失败后，凯丰同志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转移到上海，于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1930年秋奉派回国，同年12月由秦邦宪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初，他作为团中央巡视员，往香港巡视两广团的工作。3月，回上海参加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被增补为团中央委员。会后又赴香港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化名“开封”，后取谐音“凯丰”。同年8月底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日本的武装侵略，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指出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应与工农的斗争密切结合。1933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凯丰同志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仍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曾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看到凯丰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变化非常高兴。战友们称他为“长征路上的笔杆子”。1935年5月，红军进入彝族地区，发生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随后，凯丰代表中央撰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此文代表了中央的民族政策，成为我党民族政策的经典文献。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他的理论水平在党内比较高，担任这些工作显示了中央对他理论和宣传才干的肯定。特别是在长征途中坚决与张国焘斗争，写出了长文《列宁论联邦》。那是在懋功，正是寒风凛冽的日子，凯丰席地而坐，伏在弹药箱上奋笔疾书。这一情景被踏着夜色的毛泽东看见，多次夸奖凯丰是可造大才，可堪重用。

到延安后，凯丰担任中宣部长，毛主席常光顾他的小屋。这天，凯丰将吃完午饭，主席突然来了，凯丰妻子廖似光赶快让座。可窑洞里只有两把凳子，主席说“你把凳子让给我，你能站着吃饭啊？”似光笑着说：“你说过站着吃饭可多吃一些，我今天想试一试。”在笑声中毛主席让勤务员把饭菜热一热，说凯丰肠胃不好，应少吃冷东西。凯丰问主席是有任务？主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看了你昨天发表在《解放周刊》上的大作，对西安事变后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有很好的导向作用，这样的文章应多写。

这篇文章是凯丰1937年5月1日发表的《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对于激烈争论的“左”右两派的青年行为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要两派消除分歧，在团结救国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凯丰谦逊地说我怕不能完全阐明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你都说不清楚，延安还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你可是党内的笔杆子，应当多写，还要动员其他同志一起写！”凯丰没辜负主席厚望，接下来又写了《寄语北方青年》发表在6月22日的《解放周刊》上。

在1937年2月27日，凯丰写了3万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长文，列出13个问题，历数张国焘从进入鄂豫皖苏区到三军会合中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这是打向张国焘的十三发重磅炸弹，给张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以致命一击，还参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件。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凯丰同志出席洛川会议，参与讨论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凯丰同志为成员之一。1938年2月，党中央派凯丰同志到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年9月，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翌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任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11月，凯丰同志被党中央调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又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毛主席与凯丰一道找文艺家谈话，又以两人名义印制了请柬，凯丰主持了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那篇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促进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会后，他积极组织文艺家到群众中去，研究党报的办报方针和翻译工作，和毛主席有多次书信来往。他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撰写了《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满足了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急需。同时为抗大写了校歌，由吕骥配曲，那雄壮激昂的歌曲响彻延河两岸：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毛主席给予高度评价，并把歌词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定为抗大作风。

在延安整风中，凯丰同志积极参与对整风运动的领导。1942年2月8日，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干部会议，凯丰同志主持，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报告。随后，凯丰同志提出中央宣传部目前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中心，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此后，中央宣传部相继颁发一系列关于整风学习的文件。同年6月，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为主任，凯丰同志是委员之一，并担任宣传系统和延安各学校整风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还被指定负总责组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 

1945年4月至6月，凯丰同志出席党的七大。会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凯丰同志始终清正廉洁，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1951年3月，凯丰同志得知二女儿成家并参加了工作，就写信勉励女儿、女婿：“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加了着重号。后来，二女儿生了孩子，负担加重，给父亲写信，想调到父亲身边工作，以求得到照顾。凯丰同志虽然很关心和疼爱自己的女儿，但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回信说：“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1954年，他的女儿何淑英到北京中南海看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凯丰，他没什么礼物送给返家的女儿，把女儿带进卧室，打开那只唯一的白皮木箱，翻了半天，只翻出两件衣服，一件中山装，一件毛线衣，毛衣的袖口和肘部都烂了，还打了补丁，他把衣服装进女儿行李包，愧疚地说：“爸爸没钱，只能把这好点的衣服送给你……”看到高级干部凯丰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的事例谁能不感动！ 

2015年3月11日—11月24日，初雪于新华园改

（编辑：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