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在我心里是一个梦，一个久远的梦，一个与鲁迅先生、与文学有关的梦。

初冬时节，在西咸新区党工委宣传部和作协的组织下，我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穿上压箱底的旗袍，撑着小花伞，在小巷中徜徉，徜徉。细雨如丝湿润了手臂，街灯晕染了两旁店铺的门板，脚下的青石板发出阵阵回响，一下一下，叩打着我的心扉。夜色渐浓，我忍不住想浅吟“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想低唱“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绍兴老酒、茴香豆、臭干子……热情的绍兴文友，说着轻快滑溜得好似“唱歌”的越地吴语，如数家珍般介绍着越州美食。酒不醉人人自醉，老酒点燃了味蕾，茴香豆唤醒了记忆——这里是地地道道的绍兴老城区，是真真切切的鲁迅先生的故乡。

接风洗尘后，去《野草》杂志社与绍兴作协的文友们座谈，没想到杂志社竟然与鲁奖颁奖博物馆共处一院。我有点愕然。鲁奖是每个写作者心目中的珠穆朗玛峰，我还没有做好朝拜的准备，就猛然闯进了圣殿。看着墙壁上获奖作者的介绍，不免自惭形秽。每一个名字都是如雷贯耳，每一位作者都是我顶礼膜拜的对象，每一部获奖作品我都拜读过数遍，但是这么多的大家共处一室，还是头一次看到。全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荟萃于此，产生的那种震撼力是无与伦比的。我逐一读来，不觉平静了许多，这种感觉就像朋友初次会面却一见如故，被当成知己请到了家中作客，有点受宠若惊，又有点相见恨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绍兴作协主席、《野草》杂志社主编斯继东先生、谢方儿副主席与鲁迅先生有几分神似，皆是温文尔雅，清瘦睿智的长者。朱建平副主席，是位军旅作家，魁梧健壮，粗犷豪爽，与我们西北汉子毫无二致，只是一开口，一口纯正的绍兴普通话就暴露了身份。相同的爱好使得我们冒着疫情的风险，从千里迢迢之外赶来；相同的爱好使得我们未曾谋面，却神交已久。座谈会上，话题自然围绕着鲁迅先生展开。“先生不仅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也有低眉菩萨的柔软一面。比如，先生曾说：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句话真切道出了先生对母亲复杂的情感态度。”斯主席的一席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可怜天下父母心。毫无疑问，母亲是深爱着儿子的。而且据记载，先生的母亲鲁瑞是一位慈祥而刚毅，思想开明的乡下女子，对儿子们的影响很大。先生童年时代跟随着母亲回娘家归省，曾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比如《社戏》中那一群令人难忘的少年朋友，比如先生作品中虚构的鲁镇，比如先生最常用的笔名鲁迅。然而，母亲毕竟是旧时代的女性，在鲁迅的婚姻问题上，依旧沿用了封建家长大包大揽的一贯做法，甚至以病重为借口哄骗鲁迅回老家与朱安成婚。也许，善良的她想当然地以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我们不能苛责，那时候青年男女大都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大部分人都是先结婚后恋爱，平淡幸福地过了一辈子。

有人说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应该是“慈母误进”的最大一副“毒药”。面对这桩极不情愿的婚姻，鲁迅没有去做抗争，而是选择了默默接受。他曾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先生骨子里充满了反叛精神，却出于对母亲的遵从，违心地接受了这场婚礼。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母亲在先生心中的分量。

当时，反对封建专制的进步青年，首要反对的就是包办婚姻。抗婚、拒婚、逃婚的比比皆是，但先生却逆来顺受，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这与先生所接受的教育，所生长的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但我觉得先生主要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才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先生13岁丧父，母亲辛辛苦苦拉扯他们兄弟三人长大成人（另有一妹一弟夭折），还节衣缩食供养他们读书求学，非常不容易。可以说，没有这位善良而果敢的母亲的付出，就没有周氏三兄弟日后的成就，至少，中国文学史将会被改写。

作为大家族的长房长孙，鲁迅从小就被寄予厚望，他的一举一动都要给族里的子弟做出表率。如果鲁迅抗婚，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最受伤的莫过于母亲。作为长兄，他还有照顾弟弟的责任。1906年夏秋之交，25岁的鲁迅奉母命回国与朱安成婚，同年秋，他携二弟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三弟留在家中陪伴母亲。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我迫切地想到先生的家中去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我们冒雨拜谒先生的祖居和故居。穿过祖居一进又一进幽深的院落，封建大家族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渐渐浮现在眼前。长久生活在这四方天地里，人的思想自然而然就被禁锢住了，何谈反抗与争斗？家族败落，祖上风光不再，先生的故居明显比祖居小了许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像《红楼梦》里说的随便一个夫人的头面首饰衣裳折变了还不过上个三五年。故居早已易主，现被收回供游客参观。院中有迅哥儿趴在石桌上听长妈妈讲故事的塑像，让人顿觉温暖了许多。及至到了宽敞干净的厨房，看见迅哥儿和少年闰土亲昵交谈的塑像，《故乡》中的文字立即变得鲜活起来，突然懂得了先生在高墙大院里受到的束缚，是那么真切实在，那么深入骨髓。继续往里走，见到了传说中先生儿时的乐园百草园，约有多半个足球场大，种有几畦绿菜，低矮的泥墙依旧，水井栏杆依旧，高大茂密的皂角树依旧。墙角有迅哥儿和少年闰土玩耍的塑像，活泼可爱，让人很难与宣传画中先生冷峻的形象联系起来。沿着青石板小径在园内走一圈，仿佛空气中回荡着他们追逐玩闹，嬉戏的笑语。

十余年后，鲁迅先生暂别了拮据困窘的生活，回乡接母亲上京，同时也作别了聚族而居的老屋，见了闰土最后一面——童年，那个“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聪明机智的伙伴已经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头戴破毡帽，身着一件极薄的棉袄，浑身瑟缩，一双手粗苯开裂，好像松树皮，让人不敢相认。那一句恭恭敬敬的“老爷”，让先生打了一个寒噤，以至于悲哀到说不出话来。

在故乡的日子里，先生亲眼目睹了农村的破败与农民的凄苦生活，心情十分悲苦。千言万语无处言说，唯有诉诸笔端了。先生的心是最柔软而敏感的。也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祥林嫂》《故乡》等名篇佳作，早已经在先生的心里翻腾过无数次了，随时都会像绍兴城里的河水一样汩汩流淌出来。

曾经有人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他直接回答说：“不愉快的童年。”童年生活是一个文学家创作的基调。也许百草园里的自在快活和后期的不幸坎坷就是滋养鲁迅先生文字的最好养分。

12岁，迅哥儿入三味书屋读书。三味书屋是当时绍兴最好的私塾，鲁迅和二弟都曾在这里求过学。书屋位于都昌坊的11号，也就是鲁迅祖居的斜对门。老师寿镜吾是一位方正，质朴，博学多才的人，从他为私塾取名三味书屋可以窥见一斑。三味指的是：读经味如稻梁，读史书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如醯醢（指肉和鱼剁的酱）。这既是读书学习的方法，也是施教治学的理念，循序渐进，终入佳境。寿镜吾老师家境富裕，一生厌恶功名，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招收学生极为严格，每年只收八名学生，来的都是大户人家聪颖好学的少爷。从12到17岁，鲁迅一直在这里求学，度过了难忘的五年时光。

13岁那年家里突遭变故，祖父因“科场舞弊案”下狱，与此同时父亲也患了大病，作为长子的鲁迅毅然替母亲扛起了家庭重担，每日奔波于当铺与药铺之间，饱尝人世炎凉。懂事的他，为了不让母亲难过，回到家里从不吐露一句在外所受的委屈，母亲常常对亲友们感叹鲁迅“最能体谅我的难处”。

在课桌上刻“早”字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期，在寿镜吾老师家那个三开门的小花厅——三味书屋里，鲁迅坐过的那张课桌，静静地摆在一个角落里，我仿佛看到了聪颖勤奋的迅哥儿，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到私塾去上课的情景。14岁，鲁迅开始写日记。15岁，大家族开会分房，他们孤儿寡母受人排挤，分到的房屋既小且差，鲁迅拒绝签字，遭到了叔辈们的斥责。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其间的悲苦难以诉说。家道中落，鲁迅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差点步了科举的后尘，幸而最终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十七岁，鲁迅从三味书屋毕业，十八岁，考入免费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又公费到日本留学，学习西医。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任教，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巨人，他的著作全部收入《鲁迅全集》，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广泛地在世界上传播。可以说，不管鲁迅走到哪里，绍兴老城里，那个庞大的家族，那个治学严谨的老师，那间雅致的三味书屋，那张刻着“早”字的课桌，永远激励着他在人生路上继续前进。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先生对母亲爱得深沉，有几件小事可以证明。留学日本期间，先生加入了光复会。期间曾被委派回国刺杀清朝官员。动身前，他再三犹豫，最终放弃。原因是先生怕自己一旦死了，剩下母亲怎么生活？1912年，鲁迅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1919年，鲁迅在八道湾买了一座三进的四合院，立即回乡把母亲及全家接到了北京。在去北京的路上，鲁迅自己坐的是二等车，而让母亲坐了卧铺。在北京，鲁迅把三进正屋让给母亲、两个兄弟住，自己则和下人住在偏房里。即便如此，家庭还是起了矛盾。当兄弟失和，鲁迅搬离八道湾另换住处后，也将母亲接在身边，亲自奉养。

儿子已过不惑之年，依然形只影单，又遭受手足不睦的打击。想必那个时候，母亲也是寝食难安的。

先生曾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方。”尽管婚姻有名无实，但毕竟属于已婚人士，如何再娶？除非女方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不计较名分地位。

但是，爱情还是来了，虽然是姗姗来迟，但纯粹热烈。1923年，神情冷峻，怒发冲冠，穿着打补丁的长袍，貌似乞丐老头儿的先生，走上大学的讲台，操着绍兴话开始讲中国小说，吸引了台下无数的学生。那个坐在第一排的，25岁的女学生许广平迷恋上了他，大胆热烈地追求他，一心一意地追随他，丝毫不计较得失。1927年两人在上海共同生活。1929年，“小刺猬”与“小白象”有了爱情结晶——周海婴，意为在上海出生的孩子。

“怜子如何不丈夫，无情未必真豪杰。”48岁，老来得子，先生专门给儿子写了歌，每晚临睡前吟唱：“小红，小象，是小红象；小象，小红，是小象红；小红，小象，是小象象；小象，小红，是小红红……”许广平则甘为灶下婢，养育孩子，照顾鲁迅的饮食起居。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1934年，萧红的出现，像早晨清新的风，给病中的先生带来了轻松快乐。也给许多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这年冬天，先生送给了爱人许广平一部《芥子园画谱三集》，并在扉页上题下：“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1936年，先生晚年病重，七岁的海婴每晚临睡前都要到爸爸门口喊：“爸爸，明朝会！”先生也回一句“明朝会”。萧红曾讲过一个故事：先生临终前，被疾病折磨得只剩下38斤，依然用尽力气给海婴回复了“明朝会，明朝会”，说完剧烈咳嗽，几乎昏厥。海婴没有听见，天真地问：“妈妈，爸爸是个聋子啊！”令人唏嘘不已！

出了鲁迅祖居，过条马路就是沈园。唐婉与陆游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有情人劳燕分飞，实在令人扼腕叹息！陆游离世前，再游沈园，写道：“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在绍兴宽宽窄窄的青石板街道上走一走，在咸亨酒店里要一壶老酒，一碟茴香豆坐一坐，在白墙青瓦，排场阔绰的新台门里转一转，你就会明白了先生的文字为何那么犀利尖锐，直抵人心了；你也就会理解，先生为什么接受了母亲一手安排的婚事；你也就会明白兄弟失和，为什么是先生永远不愿提及的痛了；你也就懂得了，先生为什么会对孩子那么开明，令海婴蝉龙蜕变，成长为拥有自我的独立个体。

怒目金刚，低眉菩萨，这两种不可调和的神情在敦煌壁画，在寺庙禅院随处可见，也在先生身上和谐统一。细读先生的作品，细思先生的一生，觉得先生冷峻的眼神后面更多的是悲天悯人，是怜惜和不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母亲如此，对朱安如此，对许广平、对萧红、对劳苦大众亦如此。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我想，先生是幸福的，因为有个叫许广平的女子曾经无怨无悔地爱过他，给了他十年的温暖与幸福。虽然，这幸福来得有点晚，但她终于来了，而且来得那么热烈，那么纯粹，那么专一！

离开绍兴的前夜，我们又去了鲁迅故居，品尝老酒、桂花藕粉，欣赏越剧表演，十分尽兴。夜色阑珊，街巷人稀。咸亨酒店前孔乙己的铜像散发出清幽的光，那哈腰弓背的样子与巨幅的先生头像遥遥相对，令人玩味。

那夜，穿行在青石板街上，回音格外清亮，仿佛从历史深处弹回的琴音。

2021.10.29

作者简介：

梁新会，陕西永寿人，教师，热爱教育事业，擅长指导学生读书写作，学生习作时常见诸报端并多次荣获各种征文大奖。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定点体验生活项目签约作家，《西安晚报》《少年月刊》（初中版）专栏作家，西安外事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出版有长篇小说《陪读》《璇玑图》和散文集《静日玉生香》《树树皆春色》。散文作品曾获第九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丝绸之路杯全国青年散文大赛银奖等多种奖项。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