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这种问题突出的表现就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还在经常作怪，还没有在全党从思想根源上加以彻底清除。

整风运动的最初酝酿是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六中全会后，王明虽然口头上称“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他还称：“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是王明的一个挑战性的行动，目的是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这个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和思想的是非问题，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共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即后来编成的《六大以来》。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上，集中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从中共的组织状况看，中共党的组织抗日战争以来有了较大发展，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但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他们过去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入党后由于异常繁重紧张的斗争任务，党对他们的教育还很不够。这些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而在思想上却往往没有完全入党，或完全没有入党。因而经常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成为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滋长的温床。由于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这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局势比较稳定，客观上使中国共产党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党内整风。主观上，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发表大量著作，深刻地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中共经过20年来长期斗争的锻炼，已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和大批坚强骨干，很多干部在实际斗争中提高了觉悟，迫切要求澄清党在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些又为整风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从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整风运动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实际上是整风学习的动员。毛泽东突出强调“实事求是”的内涵和重要性，深刻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评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鲜明的观点，尖锐的措辞，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但宣传部门却没有在报上报道。这使毛泽东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整风首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随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的历史文件集《六大以来》发给高级干部，要求在学习阅读中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分清是非。

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亦称九月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等，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李维汉、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彭真等。会议检讨了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揭开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会上，先后有28人次发了言，认为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有着极大的意义，有的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

王明在会上的两次发言中未作深刻的自我批评。毛泽东会下找王明谈话，王明不仅坚持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反而攻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抗战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并表示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后来索性称病，不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

还在会议进行当中，中共中央于9月26日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规定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按照中央的决定，延安和各根据地先后成立高级学习组，主要学习《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六大以来》等。这样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重要的准备。

从1942年春至1943年10月是全党普遍整风阶段。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他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在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分委员会，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布《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具体规定整风的文件以及整风的方法与步骤，开始了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中，明确提出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财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并系统阐述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极端重要性。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主观主义是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思想基础，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佣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就是说，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当成万世不变的教条，而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行动的指南。他们不从实际出发，不是实事求是地从客观实际中引出事物固有的规律性，用以指导实践。而经验主义者则是轻视理论，不注意使经验上升为理论。主观主义是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反对主观主义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清算机会主义错误。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宣传工具，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所以，要彻底埋葬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号召全党把它打倒。认为党八股这种形式，不能表现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

整风运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这是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它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1941年1月，刘少奇曾经撰写过《论党内斗争》一文，一方面说明党内斗争的必要性，必须反对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另一方面，又着重批判过去在宗派主义情绪支配下所采用的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方式，这种方式不能达到很好地教育同志的目的。整风运动中，党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毛泽东所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改造思想，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适合于中国共产党特点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原则，从而保障了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大力提倡调查研究。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张闻天首先响应中央的号召，从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神木、府谷、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等20多个村镇。张闻天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在所调查的村庄挨家逐户同农民、干部及其各种人物谈话，几乎走访了所有农户，群众和他无话不谈。既关注现实情况，也考察历史演变；既向群众调查，也向村乡干部、工作人员和各种职业人员调查；既有调查会、座谈会，更多是挨家入户调查；既注意典型调查，也注意基本情况的调查。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张闻天等撰写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米脂杨家沟调查》、《神府调查经验谈》、《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整顿三风要联系实际》等调查报告。张闻天把相关调研报告呈报中共中央，并多次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赞赏说“对我们很有益处，请继续写。”1943年4月，年近花甲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深入安塞、志丹农村，进行了10天的调查研究。回到延安后，将边区农村的新气象写成《农村十日》一文，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文章写道：我们“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风开始转变过来的，农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变着”。“农村里找不到一个闲人，干部也都下乡了，活动在田垅里，山沟里。”“现在乡村工作是忙个不了，天天有新的内容。”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对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全党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对1931年到1934年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和总结。在此过程中，还分别召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湘赣、鄂豫皖、闽粤等边区，赣东北、闽西、潮梅等地区，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和华北座谈会等。通过这些会议，使高级干部们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194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实际上对党的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这些结论，使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周恩来于3月初到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了科学的评价。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党的历史上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结论。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式结论，标志着整风运动的顺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一次普遍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中共成立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从思想上清算了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经过整风运动，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新局面。第一，整风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把整风学习与改造世界观紧密结合起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特别是在全党普遍整风阶段，他们结合边区及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自身工作的特点，以整风文件为理论依据，对照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工作表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每个人认真写思想小结，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进一步坚定革命人生观；明确了必须遵循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方向；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第二，把整风学习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如通过整政，使“三三制”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简政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加强了基层政权的建设，巩固了根据地的统一战线，促进了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为夺取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和准备了所需的干部队伍等等。第三，把整风学习与解决党的统一领导问题结合起来，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尤其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的开展，加深了军队同政府及人民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团结。

整风运动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第一，整风运动必须与实际结合。所谓整风与实际结合，绝不是随便抓住实际生活中任何现象，更不是把枝枝节节的事情当成中心，而必须抓住历史和现实斗争中带有关键性、全局性的事实，并且正确地符合实际地解决。第二，对于中共历史上的分歧和斗争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着重于思想上的检讨。延安整风运动纠正了当前实际存在的偏向问题，指出了党内闹独立性、自由主义现象的原因，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上的根源，从而提高了觉悟，分清了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有效地克服了党内存在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的现象。第三，必须正确地发扬党内的民主，充分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能够比较深刻地检讨党的历史和现存的偏向，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有效的措施，并且使许多干部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别人，了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之所在，实行思想上和作风上的转变，是同党内的民主精神的发扬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的运用分不开的。党内民主的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的运用增强了党内的团结。第四，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作为重点。整风运动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中间经过全党普遍整风，然后又转回到党的高级干部的路线学习上来，着重于解决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这是保证整风运动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

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还对中央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规定政治局与书记处的职责和人员构成。政治局“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他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主席团，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和七大的筹备工作。

中共中央还对所属组织机构作出决定和调整。主要有：（一）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二）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任军委副主席。（三）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各地工作”：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同时，取消原中央财政经济部，设经济建设材料组，由张闻天负责，直属中央书记处；中央情报部与社会部合署办公，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理等。4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中共中央一次重要的组织机构和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作为正确路线代表，影响和地位不断提高，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胡乔木曾回忆说：经过整风运动，“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