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陈赓大义“写”政治，他的四次南昌之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政治品格：坚定的政治信仰、绝对的政治忠诚、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严明的政治纪律。本文围绕陈赓的四次南昌之行，采用对比方式描述了陈赓四次之行所体现的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他启迪我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不断锤炼政治品格，筑牢信仰之基，站稳人民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做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①]。陈赓及其革命精神是湘潭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突出体现，他的四次南昌之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陈赓，湖南湘乡人。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央军委确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开国大将；他是新中国国防科技、国防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长征途中，周恩来同志说：“陈赓，你是一员虎将，又是一员福将，谁遇到你保准都有好运道。”在战场上，陈赓是我党的“常胜将军”，也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就连日本侵略者，为了报复陈赓领导的386旅，都打出了“专打386旅”的口号。1950年，越共总书记胡志明说，陈赓是“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英雄来。”陈赓，让革命者赞誉有加，让反革命者痛恨畏惧，原因何在？陈赓的四次南昌之行可管中窥豹。1949年6月6日，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我历史上第四次到此。第一次一九二七年，蒋匪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八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起至退出南昌止，我和李立三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一九三二年冬，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被捕，押解南昌，蒋匪曾亲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是为第三次。这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为阶下囚，或者站不住，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特志之，以纪此行。”[②]从“亡命客”、“站不住”、“阶下囚”再到胜利者，陈赓的四次南昌之行反映了我党革命斗争的艰难曲折和胜利成果的来之不易，也充分体现了以陈赓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是共产党人言行呈现出的政治立场、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等心理因素的总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力量[③]，包括坚定的政治信仰、绝对的政治忠诚、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严明的政治纪律，内含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本质要求。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标志，是共产党人与其他人的重要区别所在。永葆党的政治品格即永葆党的初心使命不变，永葆党的理想信念不变，永葆党的价值追求不变。

一、“第一年有党，第二年有我”：坚定的政治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④]风雨飘摇的年代，信仰是一切真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试金石，陈赓的第一、二次南昌之行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信仰。

陈赓是个真革命者。1927年，中国革命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充斥着革命与反革命，冲突和动荡，坚守与反叛。这年年初，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顺利打到长江流域，总指挥部设在南昌。当时，关于时局的信息纷乱复杂，刚从苏联学成归来的陈赓奉周恩来之命前往北伐军总指挥部了解蒋介石的“政治动态”。二者见面后，蒋介石高兴地和陈赓握手,极力劝说陈赓留下来，陈赓委婉地拒绝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还是送给了陈赓一笔钱和一张特别通行证，希望有朝一日陈赓能够回心转意，为他所用。此次两人在南昌的接触，让陈赓敏锐地觉察到蒋介石即将与共产党彻底决裂，身处险境的他即刻乘船奔赴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武汉，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了解的情况。紧接着，蒋介石很快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即为陈赓的第一次南昌之行。

许克祥是个反革命者。陈赓出身于地主家庭，许克祥曾经是陈赓家里的雇工，每年冬夏两季许克祥都要到陈家去干活。这两个生活中的对立者日后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陈赓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舍生忘死，一生奋斗；而许克祥却踩着革命群众的鲜血，谋求升官发财。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率领国民党军在长沙疯狂镇压革命运动，在“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的反动口号指导下，他们封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组织，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导致工农群众3000余人被抓，百余人遇难！这就是著名的马日事变。这次事变后，许克祥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由团长升任国民党政府独立第二师师长，在此后几年，许克祥又继续与红军为敌，充当蒋介石的马前卒，多次围剿红军。1952年，陈赓在同军事工程学院的教授们座谈时说，“因为选择的道路不同，我这个大地主的儿子成了共产党人，许克祥这个穷苦家庭的人却成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信仰，决定了二者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也决定了二者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陈赓荣获共和国开国大将的殊荣，许克祥却在败逃台湾后在凄凉中死去。

反革命者越疯狂，真革命者就越坚强。面对反革命者的疯狂杀戮，共产党人只能用“革命的武装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1927年7月27日，陈赓跟随周恩来秘密抵达南昌。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革命队伍迅速占领了南昌城。这时，陈赓和李立三在政治保卫处负责肃反工作，担负着保卫党和军队领导机关的重任。他们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接管了江西省银行，把没收来的大批财物运送到总指挥部，充当起义的经费……起义军撤离南昌时，陈赓到第二十军任一营营长。8月下旬，陈赓部与国民党军在江西省东南部的会昌遭遇。在掩护部队撤离过程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膝盖、胫骨、腓骨三处被子弹击穿。经过努力救治，陈赓受伤的左腿避免了截肢的命运，但他还是因此落下了终生残疾。此即为陈赓的第二次南昌之行。

一方面是领导欣赏，高官厚禄；一方面是风雨飘摇，“险遭不测”，陈赓缘何做出如此不同的选择？1903年，陈赓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在祖父的影响下，陈赓“时思弃读从戎”。1916年底，十三岁的陈赓毅然投军，旧军队里面生活困苦、疾病流行，但陈赓都咬牙坚持下来了。1916年到1920年，南北军阀在湖南混战，“护法”战争、驱逐张敬尧的战争，等等，陈赓全都参加过。在这个过程中陈赓“目睹连年战争惨状，战场遗尸遍野，民家十室十空，对军阀战争深表怀疑，遂萌退志。”[⑤]1921年，陈赓脱离旧军队来到长沙。在长沙，陈赓受到五四运动和长沙蓬勃革命形势的影响，政治觉悟日益提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1922年12月，19岁的陈赓经何叔衡、易礼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幽默地说“第一年有党，第二年有我”，自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陈赓就从未动摇过。

信仰，是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的核心要素，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现在，党员干部已经少了生死的选择与考验，但多了权力和利益的诱惑，多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袭扰，没有信仰、信仰不坚定的情况也仍有发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抵御权力与利益的诱惑，对于锤炼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党员干部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夯实理论之基、掌牢信仰之舵、补足精神之钙。

二、“我不会出卖我们的党”：绝对的政治忠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陈赓一生都在践行着“对党绝对忠诚”的诺言，而第三次南昌之行则表现得尤其突出。

1932年9月，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陈赓右腿膝盖不幸负了重伤，当时，战斗任务十分艰巨，陈赓重伤不下火线，即使躺在担架上仍然坚持指挥部队作战，直至战斗结束。1932年11月，受伤2个月的陈赓拖着伤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上海，接受治疗。1933年3月，陈赓腿伤治愈，组织决定派他到江西苏区工作。不幸的是，在离开的前一天，也就是1933年3月24日，陈赓在上海被捕。正是由于这次被捕，才有了陈赓第三次南昌之行。

陈赓被捕后，首先被关押在上海的巡捕房。为了从陈赓口中套取情报，敌人对陈赓严刑拷打，为此，敌人不惜对陈赓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电刑。陈赓收买了几个看守去给他弄些香烟，在受电刑的时候，他把香烟嚼碎吞掉，通过香烟的麻醉作用来减轻一点点痛苦。硬的酷刑不能让陈赓屈服，大叛徒顾顺章就反复跑到监狱中来劝降。根据埃德加·斯诺记述：顾顺章试图说服陈赓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对陈赓说：革命已经失败，共产主义的原则在中国行不通；许多共产党人已经得到委员长的宽大。顾顺章还说，蒋先生已经拍发了许多关于你的电报，要求给你特殊待遇。[⑥]陈赓对着顾顺章破口大骂，说自己绝不做他那样的叛徒。

在上海，敌人使出了各种歪招、毒招来对付陈赓，但都不能让陈赓屈服，随后他被押解到南京。列车到达南京时，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故意拿着一封蒋介石的电报，亲自到火车站来“接”陈赓。这封“有备而来”的“电报”上写着：由于陈赓在广东和北伐期间的历史，要尽量给他“舒适”和“鼓励”，以便使他“悔过”并且加入国民党。电报上还说，如果陈赓愿意“起誓归顺”国民党，将给他高级的军职和美好的“前程”。陈赓完全不予理睬。为了劝降陈赓，敌人又派陈赓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和他的“学生”来看望他。这些“昔日校友”故意穿着镶金边的将军制服和闪亮的皮靴，来显示他们的高级军衔和“光明的前途”，他们告诉陈赓：蒋介石“舍不得”杀害黄埔军官，蒋介石会欢迎他“回心转意”；他们还问陈赓，“红军那种苦生活你也受得了？”陈赓用最辛辣的语言，历数国民党的祸国罪行，讲述工农红军如何不费吹灰之力，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些“说客”被骂得理屈词穷，只能垂头丧气地走了。

南京不能让陈赓开口，敌人又把陈赓押赴南昌。如果说前两次到南昌是来去匆忙的话，那么陈赓三进南昌待的时间还算长的，不过较之前两次，这次他是作为犯人被押解来的。蒋介石首先派侍从秘书邓文仪前来劝降。邓文仪是湖南醴陵县人，和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老同学，曾经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自称是“第一个受俄国教育又转而反对苏联的人”。邓文仪对陈赓一方面大谈民主和主义，一方面许诺种种好处，但是陈赓严词拒绝了。方法用尽，正在南昌督战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只能亲自出马诱逼陈赓。师生二人阔别六年后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再次向陈赓封官许愿，但陈赓强调：我不会出卖我们的党并把蒋介石骂得拂袖而去。

忠诚，是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的首要要求，是共产党人必须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品质要求。时代在变，共产党人面临的考验也在变，但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要求绝对不会变。当前，对党不忠诚、伪忠诚的现象在党内仍然存在，对忠诚的理解抽象化、笼统化的现象也仍然存在。事实上，对党绝对忠诚既体现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勇于坚守，也体现在具体行动上、日常生活中坚守原则，不夹功利，毫无保留。因此，对党绝对忠诚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广大共产党员要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⑦]。

三、“瘦吾身而肥天下”：鲜明的政治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⑧]瘦吾身而肥天下”是陈赓的政治宣言，陈赓一生都在践行着“瘦吾身而肥天下”的为民承诺，而他的第四次南昌之行更是他为民情怀、人民立场最生动的体现。

1949年4月21日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此时接到了解放南昌的任务。经过艰苦奋战，1949年5月22日拂晓，陈赓兵团所部第13军37师进入南昌，南昌成为百万雄师渡江后解放的第一个省会城市。为了不扰民，进城的部队就在街头露宿，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苦，没有一个人动老百姓一颗粮食。除了已经入城、严格执行中央城市政策的部队，陈赓命令其余部队都不进城，部队就驻扎在离城三十里地的莲塘。因为长时间指挥作战，陈赓那段时间在日记里经常写到“头晕目眩”“耳鸣如雷”“头痛欲裂，几至不能支持”等字眼，但是，陈赓丝毫没有歇一歇、享受一下的想法，他本人也带头驻扎在莲塘附近。直到半个月后，也就是1949年6月6日，陈赓才应军管会主任陈正人等人的邀请，冒雨进城。这就是陈赓的第四次南昌之行。共产党带领的军队，要么不进城，要么进城以后纪律严明，不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迅速地帮助恢复城市秩序，这让群众的内心深受震动：共产党人打战真的是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不是发战争财。所以，人民军队所到之处，尽受群众欢迎，尽是欢乐海洋。

同样的历史机遇也曾摆在国民党面前，但国民党却因此彻底的失去了民心。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迅速控制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接收了沦陷区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美国军队直接进入中国，但是美军的纪律很坏，他们经常开着汽车、带着“美女”招摇过市、耀武扬威，所以，他们所到之处，中国各大城市的老百姓非常反感：刚刚赶走了日本兵，又来了美国兵，外国人还是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另外，按照民间的形容，国民党当时的接收简直是一场“劫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军队所到一处，第一件事儿就是抢“五子”，当时形容为“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条子票子和婊子，由于分赃不均，国民党军队之间经常拔刀相向。蒋介石以接收城市来酬劳他的部下，让他们更好地为他卖命，但是国民党抢劫式的接收使人民群众直接看到了国民党的腐朽和没落，老百姓深切的感受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绝对不能给他们带来好日子的。

人民立场是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⑨]因此，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是永远不会变的。当前，把“人民放在嘴上、把利益放在心中”的现象在某些共产党员身上仍然存在，党员干部要站稳人民立场，就要深刻体会习总书记“人民即江山，江山即人民”的重要论述精神，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以“无我之心”做为民之事、富民之事、乐民之事，在新时代创造新业绩。

四、“我决定不去南昌”：严明的政治纪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⑩]纪律的关键是政治纪律，政治纪律的关键则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陈赓的第四次南昌之行体现出共产党人严明的政治纪律。

1949年5月22日，陈赓所在的二野四兵团顺利解放南昌，这是陈赓解放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意义重大；而且，1933年陈赓被捕后在南昌受审时，曾经立下志愿，“再回南昌，我就带十万大军回来！”此时中央通盘考虑，决定由从东北南下的第四野战军接管江西。陈赓接到命令后马上驻足城外，并且安排工作组先进城，对敌人遗留的物资一律封存，以便移交随后接防的四野部队。这就是他5月23日日记中写到的“我决定不去南昌”。1949年的6月6，陈赓一生中第四次踏进南昌，22年后重回故地，陈赓心中思潮万千。军管会主任陈正人一到南昌，立即提出要举行迎军、劳军活动，但遭到陈赓的婉言谢绝，他说：“我们是路过的部队，任务完成后就该走了。这里是第四野战军的防区，为了扩大解放军的影响，应该让南昌市的人民欢迎他们入城，慰劳他们才合适。”陈赓过南昌而不入的优良品质在其后的广州解放战争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根据中央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陈赓率领部队执行大迂回任务。这支部队从江西出发，日夜兼程，每天行程达到一百里甚至一百五十里，目标直指广州。迅如闪电的二野四兵团让广州守军闻风丧胆，弃城逃亡，广州不战而破。面对如此“大好形势”，之前力主占领广州、再进广西的陈赓却命令第四兵团不进城而是继续追击敌军，占领广州的任务则交给四野十五兵团。这是为何？因为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陈赓部的主要任务是追击逃敌，如果让逃敌退到海南，则对海南岛的解放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陈赓部队解放广州后，不入城，不作片刻休息，奋勇前进，长途追击，终于把从广州逃跑的残余敌军六个军歼灭在祖国南部的边疆。在其后的上级嘉奖令中有过这样一段话：“这一胜利对于解放琼崖和解放广西均有重大意义，对于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连续十昼夜穷追猛打的精神特予表扬。”[11]叶剑英也特别指出：广州这么大的城市，物资又这么多，部队到了城边，发现是空城，不进城而去猛烈追歼逃敌，如果没有很高的觉悟是做不到的。[12]陈赓的这种觉悟，即来自于他严明的政治纪律，坚决服从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放眼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全国各个城市逐个解放，正是由于人民军队服从组织统一领导，才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谋划，保证了党的解放事业顺利推进。

反观长征期间的张国焘，不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挑战中央权威，分裂党和红军，给党和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害。陈赓和张国焘在南昌起义筹备期间就已认识，南昌起义曾受到张国焘的百般阻挠，南昌起义原计划的起义时间是7月30日，因为张国焘的干扰被推迟到了8月1日。陈赓和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共事过一段时间，当时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斗争，陈赓在这里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4年，陈赓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任干部团团长。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懋功，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经过会商，中央决定立即北上，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张国焘却凭借他手上人多枪多这张王牌，向党要权，拒绝统一行动。1935年9月，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挥师南下，另立中央，自任“中共中央主席”，公然分裂党和红军，造成了党的历史上最严重的分裂。

政治纪律是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的重要保证。作为百年大党，习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必然选择，也是克服歪风邪气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3]当前，我们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更要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49年蒋介石退居台湾时说，陈赓是个害群之马，五个胡宗南也比不上。蒋经国问他，“为何陈赓如此和您有渊源的学生，却没有跟从您呢？”蒋介石和陈赓曾在同一条道路上同向而行，既有师生之谊，又有救命之恩，为什么短暂同行之后竟至分道扬镳甚至兵戎相见呢？陈赓的四次南昌之行已经给出了答案。陈赓大义“写”政治，他一生都在书写着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北伐洪流、土地革命、地下风云、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援越抗法、抗美援朝，建设军工……1961年，陈赓因心梗停止了为人民搏动一生的心脏，时年58岁。信仰是核心，忠诚是底色，人民立场是根本，讲政治、守规矩是保证，这就是陈赓最鲜明的政治品格，是他与蒋介石的最大区别所在，而这个区别也正是两条道路、两个政党最根本的区别所在。新时代，我们要向以陈赓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学习，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既要组织上入党，又要思想上入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锤炼政治品格，筑牢信仰之基，站稳人民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忠于党忠于人民，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701/c64094-32146278.html

[②]陈赓.陈赓日记[M].人民出版社,2013:289~290

[③]参见曾维伦.习近平关于政治品格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J].机关党建研究,2019(09):43

[④]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4:15

[⑤]陈赓.陈赓日记[M].人民出版社,2013:385

[⑥]穆欣.陈赓传[M].人民出版社2010:208

[⑦]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外文出版社,2020:522

[⑧]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29

[⑨]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4/2021-04/01/c_1127274774.htm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1~132

[11]傅涯主编.陈赓大将图传[M].解放军出版社,2013:210

[12]傅涯主编.陈赓大将图传[M].解放军出版社,2013:213

[13]新华网.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全文）[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02/c_1119838382.htm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