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对于中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以及如何工作的问题，尚未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周密分析陕北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后，考虑到中共的长远的生存及发展，在紧张的行军途中酝酿、讨论，最终在枣林沟会议上作出中共中央“三委”分工的决策。

从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开始，毛泽东就认为，中共中央和他不能离开陕北。在彭德怀劝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3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奉命保卫延安机场的新编笫四旅负责人时，仍然表示他准备留在陕北：“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在撤离延安与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分手告别时，毛泽东还说道：“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

但是，当时中央领导就留在陕北，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到河东去较为安全，并电告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决定中央全部先后移到晋绥”。为了协调中央书记处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3月20日，周恩来前往子长县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3月25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在研究战局后，致电在子长县任家山的毛泽东，提出：敌正准备北进，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须东进，并说明我们有一些问题要和毛泽东交换意见，如毛泽东今晚未动身，“我们几人明晚到你处谈”。当天晚上，毛泽东即从任家山来到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3月25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王家坪召开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召开的第一个紧急会议，初步决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3月27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同日，中共中央致电贺龙、李井泉等，指出：“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

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后，已迁移至晋西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机关如何转移，是面临的又一个问题。中央原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陕北毛泽东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到晋西北临县的三交镇。但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形势告急，中央军委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张宗逊的新编旅过黄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有所减弱。如何把5000多人的中央各机构转移到安全地带，继续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使全国各解放区和各军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克敌制胜，是一件极其紧迫而又细致复杂的组织工作。为此，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3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必武）老、吴（玉章）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指示还要求贺龙、叶剑英等迅速将机关转移至太行，暂留晋绥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原则上不应过于集中，“免在傅（作义）、阎（锡山）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失。有些人员则可安置作地方工作”。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恩来同志来晋绥帮助贺、叶、杨处理这一转移工作”。王家坪会议后，周恩来即去晋西北布置此项工作。

中共中央作出留在陕北的决定后，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要求毛泽东撤离陕北，东渡黄河，转移到群众基础和军事条件都比较好的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去，有的还提出要向陕北增派部队，以保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3月29日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到达清涧县枣林沟。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在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上，与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坚持要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而毛泽东坚持自己留在陕北。毛泽东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他也不同意给陕北再增加部队，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了，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会议认为，国民党集中动用罕见的军事力量进攻陕北的目的，就是消灭G产党的领导中枢，如果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全部留在陕北，风险太大；同时，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等都是党的重要工作，对于战争的胜败起重要的作用，要与军事战争同时进行。这种情况下，不如把五位书记分工，军事战争、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有不同的人负责，分别去不同的地方开展工作，这样可以形成几个领导核心梯队，能保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党的领导机关带领人民继续进行革命事业。毛泽东强调，我党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是首先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他分工负责军事，理应继续留在陕北，这样可以在政治上稳定整个陕北地区的军心和民心。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将枣林沟会议决定电告贺龙和周恩来。

枣林沟会议后，滞留在晋西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人员是留在晋西北，还是迁移到别的根据地，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领导牵挂的问题。杨尚昆后来回忆：“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过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员共有5500多人，恩来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们有点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想法，我们说：这一大摊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给中央，说同我们商量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央主要领导经过研究，同意周恩来和晋西北同志的意见。

3月31日傍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工委从石嘴驿出发，在绥德县田庄附近分手，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继续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向东渡过黄河。4月2日，刘少奇、朱德与周恩来、叶剑英、贺龙、董必武在山西临县三交镇会合，周恩来与中央工委领导会面后立即返回河西。随后，刘少奇、朱德与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等研究组织中直机关人员迁移事宜，并将研究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任弼时：“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共五千五百人，除七百人留黄河以西外，决定留一千余人在晋西北及去五台工作，三千八百人经五台去太行工作。第一批三千人，四月十二日开始出发，其余陆续起程。估计月底可到达。”

4月9日，为了使全党了解中央坚守陕北和成立中央工委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委、区委和野战军首长发出《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指出：国民党“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中央决定：“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4月10日，从河东归来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在靖边县青阳岔会合。当晚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中央的分工和滞留晋西北的中央机关人员的转移问题。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及其人员分配的通知》，具体分配方案为：（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共中央，继续留在陕北，行使中央、中央军委权力，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并负责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二）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担任常委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后康生、彭真参加土地会议后，亦留中央工委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董必武将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去太行地区帮助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三）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的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为委员，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协助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指挥全国战争，做好兵员的补充及部队家属等后勤工作。已迁移至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也相应进行分流：“一部分回至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仍与中央会合”。至此，中央“三委”（中共中央简称“中央前委”、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分工合作的机制最终确定。

4月中旬，按照“三委”分工与协作的机制和方案，转移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随即进行分编和分流。一部分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工作。主要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卫连一个排共99人，有人称其为“九九大队”。他们从碛口过黄河，经绥德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中央前委所在地安塞县王家湾。一部分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主要是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为一个单位；还有军委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00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崞县（今原平县）、五台转入河北地区。一部分留在晋西北随中央后委工作。主要是军委作战部一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搞电台、密码和报务的；中央机要处、秘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法律委员会、中央城工部、情报部、军委总卫生部、外事组、交际处、中央妇委、工会，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孩子和工作人员；供给部、行政处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3000多人，单位十分庞杂。

按照中共中央的分工，中央各委很快投入了各自的工作中。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多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保密，“直属司令部”代号“三支队”。中共中央领导人都用化名。毛泽东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叫李得胜。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说：我叫什么呢？毛泽东说：你是司令员，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中共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场，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同时，指挥陕甘边区军民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的胜利。

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  中共中央原来指示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后要求中央工委向太行地区转移。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董必武、贺龙曾在山西临县三交镇详细研究了中央工委的行动路线，确定经过晋绥边区兴县、岢岚、神池等地，再经过晋察冀解放区的代县、阜平到平山地区，由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安置。经过月余行军和转移，5月3日，刘少奇、朱德在河北平山县封城村会见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听取聂荣臻及晋察冀解放区其他领导的工作汇报，并就晋察冀军区作战等问题进行研究。当听说中央工委准备要到太行区安家，聂荣臻等提出晋察冀存在军事、土改等许多问题，恳切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刘少奇、朱德等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5月10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5月12日，刘、朱电告滕代远、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工委及各机关留晋察冀工作一个时期，不去太行，并派人为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进行选址的工作。从中央机关居住要适当集中、靠近交通线、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和安全等因素出发，经过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平山县西柏坡作为中央工委驻地。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刘少奇称胡校长（胡服），朱德称朱校董。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住在西柏坡村，机关各部门围绕西柏坡，分散在附近的10多个村庄。7月上旬，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先后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主要是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6月14日，毛泽东对中央工委当前的任务作出明确指示：“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中央工委从进驻西柏坡，到中共中央迁来的一年时间里，集中精力抓了这三方面的工作，开创了华北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的新局面，为后来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创造了条件，也拉开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序幕。

中央后委进驻三交镇  中央后委机关原准备进驻晋绥解放区临县东南，后来改驻临县三交镇，其原因是，“三交镇附近窑洞亦多，且接近碛口，西渡时较近，万一要河西运粮来供给，则运输亦较近。乃决定以三交为中心，取十五里半径，配置在圆周以内。电话线可减少，煤亦便利。”后委领导机关驻扎在三交镇双塔村，其他人员驻扎在双塔及湫水河沿岸的40多个村庄。4月11日，中共中央确定中央后委班子组成人员，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和邓颖超为委员。后来经过中央批准有所扩大，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5人担任常委，委员有李涛、戴镜元、王诤、帅孟奇，秘书长由杨尚昆兼任。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中央后委在三交镇住了一年。对中央后委职能和工作，杨尚昆曾回忆和总结说：“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关于中央后委的作用，王震也回忆说：“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三委”分工是解放战争非常时期为工作上便利，对中央领导机关进行适当的变动和分工。分工后的中共中央、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从“三委”分工运行的过程来看，中央各委仍然处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三委”分工只是与以往不同的一种工作方式。周恩来后来讲道：“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三委”分工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性质，实质上是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领导方式。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