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连暲（1894-1968） 字日新。中将军衔、中央卫生部原副部长。福建长汀河田人。省立七中（今长汀一中）校医。毕业于汀州福音医院的亚盛顿医馆。受聘于福音医院当巡回医生，出诊于汀州所属八县。1918年被推举为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翌年受聘为“亚盛顿医馆”教员和福音医院医生，兼任省立七中及汀州女子师范学校校医。1925年为福音医院院长。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路过长汀，他收留起义军陈赓、徐特立等300多名伤病员在福音医院治疗。1932年1月，他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同年秋，应毛泽东建议，将福音医院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翌年初迁往瑞金，他任院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延安后，历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历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8年3月29日遭林彪集团迫害致死，终年74岁。1975年，中央军委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是解放军卫生工作创始人之一，在发展中西医，普及祖国医学，培养医学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 解放军和人民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一生著有《养生之道》、《肺结核病的疗养》、《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等著作。

         长征路上的妙手神医

        红军长征路上，有一个被大家称作“红色华佗”的妙手神医，名叫傅连暲。毛泽东、周恩来等身患重病时，都是由他医治。

　　傅连暲1894年出生于福建长汀的一个贫苦家庭，全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从医科学校毕业后，成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后任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成为名医之后，国民党想让他管理军队医院，并委以少校军医处长，被他严词拒绝。1925年底，傅连暲结识了闽西党组织成员邓子恢，受其影响，他把福音医院迁到了红都瑞金，成立了中央红色医院，并把整个医院和他多年的积蓄全部捐献给红军。

　　傅连暲参加红军后，他的妻子刘锡福受牵连，被国民党杀害，几个孩子下落不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傅连暲的身体并不好，十分瘦弱。组织上多次劝说他留在汀州，但他坚持要求随军长征。一路上，他白天冒着危险行军，夜间背着药箱巡诊，靠着精湛的医术和细致入微的耐心，医治抢救了无数指战员，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

　　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队伍里流行许多疾病，如不采取有效的治疗和预防，就有不断蔓延之势。傅连暲一路行军，一路宣传基本的卫生知识，想方设法搞好部队的卫生保健工作。在红军翻越雪山前夕，傅连暲给中央军委提议，要求每个指战员都喝上一碗辣椒汤，身上备些干辣椒以增强抵御风寒的能力，这一措施为红军顺利翻越雪山起到了重要作用。

　　缺医少药，是红军长征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傅连暲利用其基督教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药材，多次缓解了红军用药的燃眉之急。在西药短缺的情况下，他还动员指战员就地取材，在沿途的山林和草丛中挖取中草药，并教会他们对伤病员进行简单的止血、消炎和去毒等医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红军伤员的死亡率。

　　到达延安后，傅连暲担任了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在那里，他结识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两人成为密友。1938年9月，傅连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毛泽东和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做了他的入党证明人。

        中央医院的首任院长

        1938年日军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延安的医疗设施跟不上，受伤军民和百姓日常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因此，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十分需要一个正规的医院。 1939年5月，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向中央建议建一所医院。中央同意了他的建议，筹集5000元专款，在延安城北李家坬村修建医院。

        医院建在半山腰的一长排窑洞里，中间是院部办公室，傅连暲是院长，汪东兴是协理员。外科在左边，内科在右边。一口窑洞里有三到五张病床，有的还是炕，外科大概也就二十多张病床。门诊部在山下的小东门的一个院子里。那时候的大夫也看门诊，也管病房，有手术就做手术，门诊有病人就看门诊，一天山上、山下不知要跑多少趟。在病房里，没有正式的护士，只有从长征路上过来的护理员，医生还要做护士的工作，做了手术自己换药、打针，也要给病人端大便盆、倒小便壶，还要端饭、喂饭。没有分工，有什么工作就干什么，真是一专多能、身兼数职，忙得很。而医院里也没有什么管理制度，收治病人不是大夫开住院证，病人需要不需要住院是单位决定，病人拿着介绍信就可以来住院，有的伤员着急上前方就不辞而别。那时候大家都是供给制，医院也没有收费制，来了走了比住招待所还方便。谁有时间想什么时候来探视病人都可以，医院根本没有大门，是“开放式”的管理。有的首长更是把医院的工作人员当“战士”，随便下命令。

       面对这种情况，傅连暲带领大家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药品大部分来自八 路军制药厂，十分有限。医护人员给伤病员献血是经常的事。每个科室只有一支体温计，发烧病人4小时测一次体温，一般病人一天测二次体温，每次用后在酒精里泡 一会儿再用。注射器也是大、小的各只有一个，大家小心翼翼地使用，生拍打破了。手术刀和针头用久了、 钝了，磨锐了再用，磨得很短了还舍不得丢掉。镊子和便盆是请铁匠用生铁打成的，十分笨重。整个医院只有一个闹钟，他们在院办门前树上挂一段两尺长的铁轨，每小时敲一次给大家报时。给病人测体温、数脉搏、数呼吸没有钟表，他们就自做沙漏：两个注射液用的安瓿一对，一边装上沙子，再倒过来，做成按时间分为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的沙漏。后来宋庆龄从国统区托人给中共中央送来几块手表，毛 泽东指示：医疗工作需要掌握精确时间，手表发给医院各科的科主任使用。虽然医疗条件非常有限，但医院制度严密，操作正规，作风严谨，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十分到位。1942 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视察医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延安中央医院是革命化、正规化、科学化 的医院。”

        含冤去世的革命烈士

        全国解放后，傅连暲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1955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无论多少头衔加身，傅连暲还是那样勤勤恳恳地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傅连暲受到迫害，于1968年3月29日含冤去世。1973年11月12日，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追认傅连暲为革命烈士。1978年11月22日，总后勤部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为傅连暲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大会对傅连暲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傅连暲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参加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党我军的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傅连暲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傅连暲与保育院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