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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中央医院给首长看病

日期:2019-08-06         文章来源:摘自 《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 作者:李响         

        季明,1914年生于四川,1938年奔赴延安,是延安中央医院首批护士,曾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担任保健医生。今年8月23日,97岁的季明在北京医院去世。4个月前,她接受采访,讲起24岁那年“离家出走”的往事。

  旗袍领子里缝着八路军介绍信

  1937年,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迁入延安。这个民主抗日根据地,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殿。那时,季明甚至还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她一心想要打鬼子,便提了一只木箱离家出走——

  我出生在四川开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家境比较富裕,从小吃饭穿衣都有佣人伺候。1938年,我正在开县高中读书,很多东北人在“九一八”事变后逃难到四 川,他们宣传东北形势,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唱歌、演话剧呼吁抗日。学校里有一位姓宋的先生,他看到我们几个同学积极要求抗日,就找我们分别谈话。他说 只有延安才是抗日救国的地方,但延安到处是荒山,走路无平地,老百姓穷得一辈子洗三次澡,你们去了吃的穿的都会远不如现在,你们能不能吃苦?我说,能吃 苦,为了打鬼子什么苦都能吃。

  宋先生没有说明他在教师之外的身份,后来我才明白,他应该是地下党组织成员,那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是一腔热情要抗日。

  我和两个女同学一起上路。我随身只带了一只木箱,装了几件衣服,一条毛毯。整个路程都是徒步,实在累了就雇滑竿轿子坐一会儿。走到宝鸡,两个同学受不 了苦,说在后方也一样可以抗日,劝我也回家,我说我一定要去延安。我一个人从宝鸡走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拿到去延安的介绍信。介绍信必须藏好,我想了个办 法,把信缝在旗袍的领子里。就这样,我坐敞篷火车到延安,下车后又走了十几里路才到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命名“中央医院”,为群众服务

  在季明刚到延安的时候,当地原本只有一所边区医院,1938年秋,日机狂轰滥炸,该院被迫迁往安塞。缺医少药成了延安的大难题,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延 安中央医院于1939年11月成立。医院最初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不太同意,他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我看,还是叫“中央 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季明被选为第一批护士,分配到内科——

  我们第一批护士有16人,每天除工作8-10小时之外,下午2点到4点上业务课,晚上6点到8点上政治课。工作不久后我当上了内科护士长。1941年,我被评为特等劳模,全院只有我一个,中央奖励了我一件延安自纺呢料衣服。

  中央医院的环境和设施十分简陋。病房和手术室用炭盆来取暖,卫生用品和医疗器械都要反复消毒多次使用。有个别刚到延安不久的医生,还曾因医院的医疗器 械奇缺,感到无法开展工作,找院长大吵大闹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锻炼,医护人员都学会了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治病救人。

  整个山坡布满了一层层的土窑洞,医院在第13层,那时年轻,身体好,虽然天天只有小米饭吃,连菜都没有,但上上下下爬几次13层也不觉得累。医院人手 不足,我们护士什么工作都干,给病人喂饭梳头,打扫病房卫生。手术用过的血纱布我们拿到河里去洗,洗完交给消毒科放进蒸锅消毒。医疗器械更匮乏,有限的器 械都是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帮忙募集的,病人轮流使用,针头针管也是用完一次消毒后再给下一个病人用。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没有办法。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延安封锁加剧,任何物资都不可能进入延安,医院只好让延安兵工厂制造医疗器械。由于食品和物资严重匮乏,毛泽东发动延安的军民,自己生产,丰衣足食。对医护人员来说,大生产的任务更重,不仅要让自己吃饱,还要让病人吃好。

  我们不但不领工资,每年还要上交一石二斗米的公粮。男同志在山上种小米、锯木头,女同志种蔬菜、纺棉花,每人都有规定的任务量。此外,还要拾马粪,割 青草,卖了赚钱好买粮食。那时延安没有多少马,马粪都不好找,每天下了班,见到马我们就跟在马屁股后面走,它拉一坨,我们捡一坨。

  延河边的爱情

  1942年,季明与江西籍长征干部罗日运结婚。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是8:1,组织上十分热衷安排长征干部与城里来的女学生相识结婚,贺龙与薛明,邓小平与卓琳,都是当时的经典“成功案例”——

  我和罗日运相识缘于他来看病,来了好几次。后来有同志叫罗日运抓住机会。也有不少人给我做工作。就这样在人们撮合下,我们俩好上了。我工作非常忙,平均一两个星期能见上一次,一起到延河边散步。延河边随处可见一对对的情侣,延安的青年都在那里约会。

  一年多以后,我俩结婚了。延安太艰苦了,我有个女同事生完孩子,根本喝不到牛奶,费尽周折能搞到点羊奶。生完孩子马上又去工作,孩子在家里没人照看, 头皮被老鼠咬了个洞,实在可怜,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打定主意不在延安要孩子。我们的儿子是在1953年出生的,那时我们已在北京工作。

  婚后我们也是一周见一次。平时我要住在医院,20个护士睡在一张大通铺上,我是护士长,4人一间。罗日运当时的级别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有自己的房子和 办公室,有秘书和厨师,能吃上土豆和馒头,在延安算是很好的伙食。我每周末回来一次,下班到罗日运那里都是深夜,赶不上晚饭。星期一早上天一亮我就要返回 医院,早饭也顾不上吃。其他干部都说,季明真奇怪,罗日运的伙食这么好,她却不吃。他们不知道,我是真没有时间吃。

  毛泽东交待不许搞特殊

  据后来统计,中央医院妇产科在延安8年接生的孩子有3000多个,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讷。1940年7月,江青来到中央医院妇产科住院待产。毛泽东特别对医护人员交待,绝不许江青搞特殊化——

  当时是毛主席送江青来的,他把我们这些医生护士叫过来说,你们照医院的规矩干,不要以为是我老婆给她优待。她要搞特殊化,你们就跟我报告,不报告你们就不是党员。其实江青确实没搞什么特殊,要搞特殊也没法搞,医院条件实在太艰苦了。

  江青住院期间,毛主席几次来看她。有一次,石昌杰副院长代表大家反映说:“医院附近山上的某单位安装了一台发电机,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员休息,医院多次反映了意见,仍没有得到解决。”

  主席说,等江青出了院,我给你们解决。之所以要等江青出院才解决,是因为毛主席怕人家以为江青搞特殊。江青在延安不得人心,有点张扬,会骑马,演员嘛。不少老同志讨厌她。

  江青出院后,山上那台发电机果然搬走。一个多月后,中秋佳节,主席住的枣园里收获了枣子,他请我们这些照顾过江青的医护人员开茶话会,吃枣喝茶,又请大家吃饭,庆祝李讷满月,并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杨家岭三个重病号: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

  为筹备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从1942年底开始,在抗战前线和国统区工作的中共中央领导陆续回到延安,住在杨家岭。毛泽东找延安卫生部领导谈话,说这些首长多年在前线打仗,条件艰苦,身体都很差,请组织一个医疗组,给首长检查身体治疗疾病——

  那时延安已经开始整风运动,医疗组只选了我和斯大林派来的阿洛夫,别人都不敢派,怕是特务。

  到杨家岭后,最先见到任弼时,这才知道我的任务。任弼时告诉我,政治局书记处首长18人,前方首长10人,我负责配合阿洛夫,给这些人检查身体。在这 20几位首长中,有3人是重病号:彭德怀在前线拉了10年痢疾,没有药,一直吃石灰水;刘少奇肠子下坠,每天只能吃点稀饭,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没医治;任弼 时长年患心脏病,过去也没好好治疗过。

  彭老总是最难做工作的,他忙得很,又要开会,又要指挥前方,天天看地图看文件。我只好去找他的警卫员商量,一旦彭老总休息,马上叫我去。有一次,在警 卫员帮助下,我趁彭老总休息的20分钟终于逮住他,做常规检查后,请他给我一些大便样本。彭老总感到不好意思,说:“季明同志,这个太脏了吧,真是辛苦你 啊。”我劝慰他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不要紧的。

  在为任弼时检查身体的过程中,我和他的夫人陈琮英成为好朋友,我俩几乎无话不谈。大生产时中央领导也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有生产任务,任弼时有心脏病,不能纺线,陈琮英一人要纺两份,我一到礼拜天就去帮她,边摇纺车边聊天。

  1943年夏天,周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我每天都去他所在的窑洞——周总理身体很健康,我是去给邓大姐看病。总理每次见我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季明,你给大姐治疗很辛苦啊!”我说周副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他马上说,以后不要叫我副主席,叫我恩来同志。

  中央办公厅送马给我饯行

  季明在杨家岭工作了3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罗日运即将被派到东北搞战后接收工作。当时江青看中了季明,点名要她作自己的私人保健医生。有同 志好心提醒季明,给江青作保健医生恐怕不容易,她的脾气“难伺候”。刚好季明也想和罗日运一起去东北,趁势向中央提出要和丈夫一起北上,得到首长们的支持 ——

  临行之前,每位首长和夫人都送了我纪念礼物,蔡畅大姐送了一块延安呢料,彭老总给我包了一大包奶粉,让我在路上冲水或者干吃。任弼时说,季明同志3年 来工作这么辛苦,中央办公厅送她一匹牲口(即马)作为纪念。那时候有匹牲口可不容易,去东北那么远的路,普通战士都是徒步行军。一路上,我和罗日运的牲口 都是和同志们轮流骑。

  到东北局之后,转搞群众工作,后来又在东北的几个工厂担任军代表和厂长。这时,离开家已经近10年,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就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

  我把信寄给叔叔,因为父母死得早,叔叔婶婶给了我很多照顾,还教我读书、做家务。可我不知道,叔叔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小叔叔有一天去邮局取自己的 信,无意间发现有个信封上写着我死去叔叔的名字,他把信拿回去,家人拆开一看,惊喜地说:“哎呀,她还活着呀,我们还年年给她‘供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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