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38年9月的《大公报》记载，中国7000万儿童在抗日战争开始的十几个月内，遭到日本军队杀害的至少有10万以上。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而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有难童400万，等待救济的至少10万。

“救救孩子！”——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等热血之士喊出了这样的声音，而众多“母亲”诸如邓颖超、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田汉的妻子安娥等更是四处奔走，不辞辛苦地联络有识之士救助儿童。宋美龄随后也在《妇女生活》上刊发救济难童的倡议文章。

1938年3月10日，旨在救助战争难童的慈善机构终于成立，取名为“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在汉口，各省设有分会。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于同年7月4日成立，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等13人为名誉理事，理事长为宋美龄，杨芝芳任会长。同年10月成立陕甘宁边区分会所辖第一保育院，又称延安儿童保育院，杨芝芳兼任院长。延安保育院先后设在延安市柳林村和安塞县白家坪村，1940年底迁到白家沟村。其中最著名、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延安保育院小学。在这个小学里就读的学生，多半是革命烈士遗孤和中共高级干部子女，如彭湃的孩子彭士禄、罗亦农的孩子罗西北、谢子长的孩子谢绍明、李硕勋的孩子李鹏、张浩的的孩子林汉楠，李维汉的孩子李铁映、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这些儿童们后来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中国潜艇之父、水电专家等等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1947年3月，胡宗南进入革命圣地延安，保小师生奉命转移。为了保证保育院小学师生的安全，毛主席从保卫党中央的警卫部队中抽调骑兵班护送保小师生。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保小师生安全渡过黄河，穿越太行山脉，历经艰辛行军2000里，于1947年 7月安全到达晋察冀边区。

中共很多领导人都对延安儿童保育院的孩子倾注了他们的爱心。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谢觉哉等，都到学校看过孩子们。“在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是保小”。曾在延安保育院小学生活了八年的毛泽东的远房侄孙女毛海英说：“我们是吃延安小米、喝延河水长大的，那时的生活虽然很苦，可对我们来说，童年还是幸福的。” 北京市第19任市委书记的儿子张燕明老人说：“我认识的第一个字就是在保小学的，那是我人生的开始！”

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还记得，保小迁到安塞后，曾有过两次严重缺粮，每顿饭只有两个小土豆，她饿得哇哇直哭。郭青校长看了很不忍，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个白馒头给她。项苏云举着馒头就跑回住宿的小院，大叫：“我有馒头，我有馒头。”同学们一下围过来，你掰一块，他咬一口，很快就吃光了。她自己虽然一口馒头也没吃到，但心里很高兴。她说：“这并不是我当时觉悟有多高尚，而是学校老师们的一贯言传身教使然。我们有什么都不会独享，别的同学也都是这样。”

第一任延安保育院院长的杨芝芳，冒着枪林弹雨，率领着保育院干部，带着保育院的孩子四处转移，保护着这些革命后代的安全。延安保育院小学校长梁金生，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提倡“教学做合一”的方针，大力提高教师素质。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抓学生德、智、体、美、劳的教育，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我们不能忘记的人和事有太多太多，但我们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些为了保护保育院的儿童们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老师们。

岁月如歌，时光飞逝。那个烽烟四起，战火不断，哀嚎遍野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那个在大树底下上课、以断垣残壁为教室、以沙土为黑板、以树枝为笔的年代已经远去；那个骑着毛驴、头顶敌机的轰炸，艰难行军2000里的生活已经远去；那个一个馒头一人一口的年代已经远去。当年为孩子们的成长呕心沥血的保育院的老师们，你们奉献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甚至献身于保育事业；当年流着鼻涕的保育院的学生们，如今你们也已雪染双鬓、渐入暮年。

当年由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金茂岳回忆，他们1939年9月到1949年4月共接生了3814个“延安娃”，并把每个娃出生日间、父母姓名都作了祥细记录，但年代久远，记录资料找不到了。近些年，金茂岳的女儿金星多方寻找，已找到3597多人的资料，还有一些人暂无下落。请看到此文的知情人士，联系延安红云数字文创互联网云平台，或《老战士》杂志，我们一起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同时，以“传承延安精神，汇聚中国力量”为宗旨的延安红云数字文创互联网云平台，真诚邀请你们，把延安保育际那些难忘的故事、那些宝贵的经历讲述给年轻人。我们也真诚地邀请老战士的子女们，把你们父辈的激情岁月，讲给更多的后辈们听。  

    大家来认认他们都是谁？

保育院的同学们，还记得这个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