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的问世，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书中介绍了许多在革命区以外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这是世界上最早最详细对陕北革命区的正面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多年的封锁。这为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和革命的拓展开辟了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深入人心。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后，抗战救国成为全民共识。此时延安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路线，开办了各类抗日学校。这让海内外爱国青年看到了希望。到延安去，成为无数青年的信仰与追求。同时，延安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友人、华侨同胞来参观学习和新闻采访。很长一段时间，延安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

延安是一座宝库，吸引着万千英雄儿女；延安是一所学校，培育了众多的爱国青年；延安是一展明灯，照亮着革命前进的道路；延安是一面旗帜，指引着民族解放的方向；延安更是一首歌，唱出了一代人的梦想。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艰难跋涉长征到达陕北。三大主力会师后，毛主席经过深刻思考后发出“留在陕北”的决心。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共产党人用鲜血与汗水辛勤的耕耘着这片土地。但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建立到落户陕北已经走过了15年了，但国统区沦陷区各民主人士尤其是海外爱国同胞来说，对陕北的了解和接触是少之又少。

在国共对立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国民党称中共为“共产国际操控下的外来物”，对共产党人则称“饥饿的土匪”“赤匪”，并对陕北进行长时间全方位的封锁。在错误的宣传下，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和太平天国同性质的落后的“农民军”，实行的是“共产共妻”“一切公有”的政策。所以，此时中国共产党最急切的事情之一便是宣传自己的政策和纲领，并争取获得话语权，从而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自我，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纲领。

只可惜的是，1935年到1936年的延安除了长征一路走来的红军外，基本没有“外来人”， 更没有一个外国人靠近这片土地。这里道路封闭，消息内外不通，屹然成为了“独立王国”。

1937年6月初，一位鼻子高，眼睛蓝的洋人，骑着一匹消瘦的老马，独自一人来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共中央所在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这位洋人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克服了多重阻力后来到位于黄土高原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长达四个月的访问与考察，同年10月采访结束后回到北京。几个月后他整理出版了《西行漫记》，一经问世便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之后于1938年12月18日，上海翻译出版中译本。随着中译版的问世，使国内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这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基本情况的最早也是最详尽的报道书籍，因为该书书大部分内容都来自作者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可读性。作者通过与生活在陕北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和领导人生活在一起的红军战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沟通共同生活，深切了解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在进行各方面的接触后，斯诺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革命历程。可以说这是一个突破口，从此打破了国民党对陕北红军长期的封锁。

斯诺当初也是怀着“必死无疑”的心态去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但极大地好奇心与正义感促使他去选择冒险，为了真理他乐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正如斯诺《斯诺文集》序言中说的：“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用一位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

没想到，到了延安之后他才感到一切都与国民党宣传的不一样，共产党人是那样的可爱、可亲、可敬。他们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热情，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生活习惯。红军的几个高级指挥员，蒋介石悬赏两百多万元要他们的首级。可斯诺与他们接触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防范。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位外国记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过直接接触或向外界瞄述过。

毛泽东对于斯诺来说即神秘又充满好奇。他是一个令人感兴趣但又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纯真朴素的性格，喜欢笑很有幽默感。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却能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机智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他精力过人是个天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

周恩来有一种特别的的吸引力，好像是内向的性格散发的独特魅力和与生俱来自信的多种混合的产物。他留着胡须，头脑冷静，富于逻辑，讲求实际经验，他是实实在在的硬汉，身上没有丝毫柔弱的气息，有一种独特的领袖魅力。

彭德怀性格开朗爱好广泛，是个喜欢说说笑笑的人，身体很健康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是个很活泼的人。他很有才智，但又很能吃苦。我注意到彭德怀非常喜欢孩子，他常常与孩子们玩耍，是他们喜欢的“孩子王”。

对于陕北革命区的工人，斯诺很是敬佩：“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同劳同酬，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工资很少，但都能满足。”

生活在陕北的红军领导人生活和普通士兵一样，“官员和将军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从高级指战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是一样，指挥员和士兵的住处也都不分好坏，他们自由来往，没有限制也没有等级差别。““我看到中央书记王稼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大部分都散座在百姓中间，像老农民一样坐在的草地上。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兴致勃勃的观看演出。”

同样，斯诺接触的红军也是很有正义感，很容易相处的。无论何时何地，红军对待妇女和姑娘都态度很好，很尊重她们。当地农民对红军的评价也都很不错。在红军内部严格执行”八项规定“，他们都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抽烟喝酒的很少，其他不良习惯基本没有。而且他们都非常乐观，对革命都有坚定的决心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

对于剧团演员，斯诺也很是好奇。他们设备很少，服装道具都很简陋，可是却能用这些简易的设备道具，演绎出最真实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演出到哪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的吃什么，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活几个月后，斯诺渐渐开始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象中国人地进行战斗。”

他看到的是一个与国统区恐怖、压抑完全不同的、民主的、自由的新世界。这里的人们虽然生活过得艰苦，但都很幸福而且都把这种幸福挂在脸上。他们每天都很开心，忙碌而快活，他们知道生活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短短几个月里，斯诺已经与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采访结束即将分别时，许多人都来相送，且非常的不舍。但在这动容的场景里却又产生了许多别样的情愫。

蔡树藩喊道：“别忘了我的假臂！”

陆定一提醒：“别忘了我的照片！”

杨尚昆笑道：“我们等着那队空军！”

博古喊道：“给我寄四两可可！”

可以想象，只有真正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对话，只有真正的友谊才能衍生出如此有趣的的场景。而后斯诺与他们一生都在联系。

而斯诺从陕北回到西安后，所面对的确是另外一种境况。因蒋介石来西安督战，全城前两天就开始整顿。街道角落都重兵布防，沿路农民全被赶出家门，所有路口关卡都布置了宪兵和军队，进出都得经过严密盘查。连他作为一名美国人也不例外。

斯诺去延安的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他感慨到：“蒋介石要是知道，他会怎么对待这事呢？”

斯诺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把他在根据地几个月来所看到的听到的，用文字的形式客观真实的还原出来，从而展现了一个“活的世界”。斯诺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一批又批的青年不怕牺牲前仆后继。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广大穷人和受压迫对国家和现实社会不满的人们有了新的反抗理念。有了新的行动纲领和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器，有一群坚定的爱国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斗争长达十年之久。”

他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的革命事业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斯诺曾知道他只是一种媒介，中国共产党通过他有机会向外界表达，而共产党的这些政策理念只要能够传出去就有人肯听会支持，正义的力量永远存在。

《西行漫记》的问世，在国内外犹如平静的湖水激起千层浪，当时的国统区处处显现腐败低沉的状态。政治上：压制民主、实行恐怖特务统治、官场舞弊、人们报国无门；经济上：剥削打击民族企业、四大家族与外商勾结、大发战争横财；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打击进步思想、三民主义歪曲；军事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屡战屡北、军人形象日降；生活上：贪污浪费成常态、官僚主义盛行。

与之相对比，延安又是另外一番生气蓬勃的景象。政治上：实行民主执政、建立模范社区、官军民地位平等；经济上：开办特色工业、发挥特区优势、实行相互扶持；文化上：开办各类学校、提倡文化自由、培育爱国主义情怀；军事上：实行多种战术相结、与友军亲密配合、张弛有度；生活上：艰苦奋斗、实行平均主义、互帮互助。陕北苏区，此时此刻正以一种崭新的社会面貌迎接着广大爱国青年。

当时蒋介石智囊团成员凃思宗1937年初来延安考察，经考察后反馈的结论是：“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他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低估。”

此时的延安是一个自由、民主、温暖而明朗、蓬勃而富有生机的圣地，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乌托邦”。

正如书上所写的那样：“这里是乐园，街道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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