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北方建立的一块根据地，也是当时“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和南方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刘志丹不仅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世人，也对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做出了贡献。今年是刘志丹诞辰110周年，著此文以为纪念。

走“兵运”的建军道路

刘志丹，1903年生于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学习，10月毕业后被派往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任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员，曾组织渭华暴动，1928年秋被派到陕北特委工作。次年春，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议，刘志丹被任命为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了军事斗争的三种形式，即深入开展国民党军队的“白色”方式，争取土匪工作的“灰色”方式，建立工农革命武装的“红色”方式。红石峡会议后，刘志丹等开始走“兵运”建军的道路。

当时陕甘的国民党地方军阀为了增强实力，大量征兵。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利用这个机会，将大批党团员以“入伍”的形式打入国民党军队。刘志丹则在红石峡会议后回到家乡保安县，采取合法的手段并争取地方士绅的支持，当上了本县民团团总，共产党员曹力如为副团总。刘志丹对这支民团进行改造，建立中共基层组织，使其表面上是国民党县民团，实质上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力量，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骨干。

 刘志丹的黄埔军校出身对地方军阀很有吸引力，使其在兵运中能够获得中上级军官的地位。1930年初，刘志丹、谢子长带了部分党团员到宁夏苏雨生部开展工作，谢子长任10旅旅长，刘志丹为第16团副团长，他们利用其身份在部队中安插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在15团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学兵队”，这些人“出队”后成为中下级军官，在后来的靖远兵变和西华池兵变中是骨干。苏雨生投靠杨虎城后，刘志丹离开了苏部回到陕北。时值陇东民团谭世麟招兵买马，刘志丹在谭部挂名骑兵第6营营长，跟随的有共产党员马锡五、卢忠祥、刘兆庆等。同时，在陕西国民党杨赓武做兵运的有李立果、阎红彦、雷恩钧等共产党员，将杨部一个营拉出来，与刘志丹在庆阳三道川汇合，但被土匪张廷芝打散。10月，在中共永宁山支部支持下，刘志丹以保安县民团为骨干，以谭世麟骑兵第6营名义向驻扎在合水县太白镇的谭世麟第24营商借粮草，收缴了该营枪支和马匹。这是刘志丹建军过程中一次比较成功的“收枪”活动，为日后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此后，刘志丹曾挂名陕西彬县苏雨生补充团团长、陇东军阀陈珪璋部第11旅旅长等，试图拉出来一部分部队，但相继都失败了。

经历多次兵变的失败，刘志丹等人开始认识到走“兵变”的建军路难以行通，他说：“我的任务是做兵运工作的，可是在历次的经验中告诉我们，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单纯的军事行动，是一定会失败的”。

走收编“土匪”建军的道路

1928至1930年，陕甘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产生了大量的灾民。这些灾民有的远走他乡，有的落草为寇。陕甘交界的黄土高原远离省内主要权力中心，长久以来成为武装流寇的理想之地。仅落草在陕西黄龙山地区的农民武装就有十余股之多，如河南难民郭宝珊以及本地贾德功、梁占奎、杨谋子、李志英等，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南梁地区活动的土匪有赵二娃、贾生财、杨培盛等。这些农民出身的山大王，有的胸怀“劫富济贫”之志，有的则不管贫富，干着见财就抢的土匪活动。

刘志丹在从事军事斗争的过程中，提出建立革命武装“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刘志丹与活动在南梁赵二娃、贾生财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使他们接受刘志丹的调遣，故刘每次遇到危险都能化险为夷。1931年刘志丹挂名陈珪璋第11旅旅长做兵运失败后，被河套土匪高广仁押送至合水县，在哥老会的帮助下脱险后，到南梁地区，通知赵二娃、杨培盛、贾生财等前来汇合，并进行了整编，将全部人马编为3个大队，赵、杨、贾分别担任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全部人马大约有400人，300多条枪，这支部队就是习惯上所称的“南梁游击队”，成为刘志丹从事革命的最基本力量。

 争取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可称典范。郭宝珊原籍河南南乐，逃难到陕西洛川县落户，由于受到官府和豪强欺凌，1931年2月，拉了一些贫民投靠黄龙山土匪梁占魁、贾德功，被封为营长。刘志丹与这里的山大王也建立了友好关系，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等率部打韩城时，黄龙的“山大王”也参加了战斗。郭宝珊认为“红军是打富济贫，反对苛捐杂税，杀贪官污吏，和我的想法一致，思想上有向往之意”，于是他的队伍自立为“义勇军”。他让部属仿效红军只打“大户”、“财东”，决不允许损害贫苦百姓。1934年农历6月初，刘志丹、王世泰派黄罗武去黄龙山与郭宝珊接触，希望能够与红26军合作。是年秋，杨虎城部冯钦哉第24师就围剿黄龙山，郭宝珊撤离黄龙山。当郭到达合水时，刘志丹派马锡五送去了慰问品和3匹马。10月20日夜郭宝珊率部到达庆阳北部，宣布参加红军，被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郭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土匪也投靠了红军。

 陕甘边红军还收编了一些小股“土匪”。1933年10月至1934年春节，红军先后收编了南梁寨子刘团头、阎洼李家沟门赵福奎、东华池张世弟、林锦庙马建有、庆阳城壕川王洼子地主武装、义正川高台寨子高团总、洛河川旦八寨子曹俊章等民团枪。春节前后，刘志丹率红军突袭耀县，在路途收编了黄龙山土匪杨谋子部五六十人。夏季，地下党栾新春、贺吉祥等打入子长县折可达民团，哗变其民团一部分，组建了红军游击队第八支队；秋季，地下党员李广生、苗海水等人将该民团所剩40余人全部拉出，编入红军陕北独立1团3连；12月，红军封德俊打入黄天锡民团，组织哗变，率团兵投奔红军，编入陕北独立1团。

 这些土匪、民团的收编或缴枪，不仅解决了红军的装备问题，也壮大了红军队伍。陕甘边红军建立过程中，收编“土匪”的道路是比较成功的。

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刘志丹在陕甘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1932年8月，两当兵变失败后讨论到兵变失败的问题时，刘志丹说：“目前，我们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寺村塬是陕甘边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1932年3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占领了正宁县山河镇南边寺村塬，召开了以寺村塬为中心的周边72个村子的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寺村塬革命委员，选举了主席和副主席。尽管该根据地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是在陕甘边建立根据地的尝试。

1932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红26军成立后，先后消灭了耀县照金周边的民团武装，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在红26军主力南下失败后，留守领导习仲勋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党政联席会议（又称陈家坡会议），会议提出“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的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陈家坡会议既是红军主力南下失败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陕甘边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照金根据地建立时，正值党内“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刘志丹等人与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主张是：（一）以桥山为依托，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二）建立统一战线，“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时任红26军政委）为代表的主张：（一）批评刘志丹的主张是“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不懂马列主义”等，红军应当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根据地。（二）不分敌友，一味蛮干。1933年6月，在照金北梁召开会议，讨论红军和根据地问题时，杜衡一意孤行，要求红26军南下关中平原建立根据地，结果红军在关中只坚持了一月余，8月初，就全军覆没终南山，而杜衡本人以到西安汇报工作为名，离开部队，在西安被捕叛变。主力红军离开后，照金根据地遭到了杨虎城部队和地方民团的进攻，10月16日，照金失守。受杜衡等“左”倾路线的影响，陕甘边第二次建立根据地受挫。但由于习仲勋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照金失守了，但基层“党组织并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损失”，为红26军重建和根据地再建保存了力量。

终南山失败后，刘志丹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有利于革命发展？11月3—5日，陕甘边特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高岗做了大会报告，总结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和失守的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最后会议做了三项决定：（一）建立红26军42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二）建立一、二、三路陕甘边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三）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为何选择在南梁建立根据地？一是南梁是刘志丹领导南梁游击队活动的地方，有很好群众基础；二是南梁位于桥山山脉中段，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梢林密布，便于弱小红军回旋；三是距离国民党中心城市较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是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所。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历史上一次决定战略重点转移的会议，标志着陕甘边摆脱“左”倾路线干扰，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红军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在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积极发动群众，很快取得成效。1934年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就发展到14个县，数万平方公里，陕甘边根据地粗具规模。

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召开会议，做出了《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即“七月决议”），要求建立农村党支部，红军和各路游击队加强党的领导，发动群众，进行土地分配等。“七月决议”是陕甘边历史发展中十分重要的文件，代表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建党、建军和根据地建设的智慧。

“七月会议”后，陕甘边各项工作进展十分迅速。红军主力由原来1个团发展成4个主力团，有1000余人；三路游击区相继建立，各地游击队发展到1500人；根据地扩大到东至陕西洛川，西至甘肃柔远，南至葫芦河，北至白豹川的广大地区。建立正式的苏维埃政府的条件成熟了。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苏区由不稳固的游击区转变为巩固的根据地，也说明刘志丹等人的建军思想是正确的，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具备局部执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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