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既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发展中，刘志丹烈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坚持武装斗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统一和巩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以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品德维护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大局。他率军打通了东进抗日的北路通道，最终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

坚持武装斗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受中共组织选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秋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于冬季回到陕西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的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1月，被派往我党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中参加组织和领导渭华起义，起义中担任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1929年4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主持特委工作。

按照省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刘志丹亲自实践了各种形式的兵运活动。在工作中他认识到，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灵活运用各种办法，把各种民间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他提出白色（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灰色（做土匪武装的工作）和红色（建立工农武装）三种形式，以白色形式为主的武装斗争策略，得到特委会议通过。此后陕北和陕甘边的兵运有了很大发展。

他利用白色形式先后在保安县夺得团总职务，在宁夏军阀苏雨生、王子元，陇东军阀谭世麟、甘肃军阀陈圭璋部队中取得团长、营长、旅长职务作掩护，积极安插和培养革命力量，准备兵变。他利用灰色形式在陕甘边界南梁一带教育哥老会上层克服封建思想，维护穷人利益，启发哥老会群众的革命觉悟，积极联络庆阳、合水一带的民间武装站到革命一边。他也曾在军阀部队的基础上组织起一支几百人的武装，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根基，兵暴活动都失败了。

但失败和挫折并没有吓退刘志丹。他从失败中看到，利用军阀只能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也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就要拉出去单搞。他总结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此后，他在探索以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上一直走了下去。1931年7月，刘志丹武装斗争的方向转向了山高林密、人口稀少、社会情况比较复杂、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陕甘边地区。他在桥山山脉中段的子午岭山区联络旧部，争取当地饥民和绿林武装，先后组建起三支队伍，并指导他们在山区占据一定地盘，为实现武装割据创造条件。同年9月，终于整编组建起陕甘边地区中共组织独立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10月，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会合后，成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等为委员。

南梁游击队成立后，刘志丹十分重视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断给战士灌输革命道理，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同时注意整肃军纪，开展群众工作。由于有了刘志丹的正确领导，部队士气旺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使刘志丹和南梁游击队名声大振，队伍迅速由300人扩大到400余人。此后，刘志丹坚持以南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开辟南梁游击区，建立了南梁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革命队伍、这样一块红色区域，才使晋西游击队有了落脚点，也才使两支革命武装的大会合有了立足点，从此壮大了陕甘边区革命武装力量，为正式组建工农红军，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游击战争准备了条件。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同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打出了革命红旗，这标志着西北革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进入了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虽然刘志丹在陕甘游击队成立初期没有担任主要领导，但他在其中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发展道路。从陕甘游击队成立到恢复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选择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区域和军事活动方向上经过了几次南下北上的争论和行动，也几受挫折，最后在刘志丹的战略构想之中才走上了正确道路。这其中经过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正宁的寺村原时期，二是耀县的照金时期，三是庆阳的南梁时期。

根据地中心究竟建在什么地方，成为1933年10月照金薛家寨失守后红军指战员和陕甘边特委最为关心的问题。在选择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时刻，时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刘志丹最终起了关键作用。在他的积极建议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于1933年11月3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照金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和教训，清算了杜衡（后叛变）的“左”倾冒险主义，统一了思想。根据刘志丹的构想，会议决定建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撤销临时总指挥部；建立三路游击区，组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1月，刘志丹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后，红军不断出击，很快建立了二、三路游击区，并帮助装备了地方游击队，使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根据地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体系。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担任革委会主席，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有了统一领导。5月，恢复健全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刘志丹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红军和各路游击队。在他亲自指挥下，根据地军民历时7个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根据地迅速扩大，并恢复了照金苏区。11月初，在荔园堡正式选举成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以刘志丹为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军事建设得到全面发展。随着南区的发展、东区的开辟、西线庆北地区的扩大，陕甘边的游击战争走上了军事战略上的统一。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旬邑、淳化、中部、耀县、宜君、华池、宁县、正宁、合水等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时，红四十二师已经发展到五个团，1500余人。同时，立足于南梁根据地、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红二十六军与陕北红军的配合行动更加密切，队伍日益壮大，西北土地革命的新局面将要到来。

为统一和巩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建立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可以说是刘志丹早就有的想法。他在1932年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中就宣告，陕甘红军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创造西北工农红军”。这一想法经过数年游击战争的考验更加明确和成熟。包家寨会议关于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构想和决策，就是统一两块根据地的具体步骤。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要求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配合地方党的力量，“把陕北苏区与照金苏区打通（即由三原的武字区起一直到绥远的边境止），彻底解除国民党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为此，边区党和红军积极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为提高指战员的军事政治水平，在南梁荔园堡开设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并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在根据地周围普遍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深入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斗争；开展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团体。6月上旬，刘志丹决定由师长杨森率领骑兵团北上与谢子长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合共同战斗，同时介绍陕甘边斗争形势，并带去一批军用物资。7月下旬，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率领一、二、五支队南下陕甘边，与四十二师在南梁会合后，于庆阳阎家洼子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决定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率红三团开赴安定、清涧一带，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尽快地把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在刘志丹的热情支持下，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数百枚银元以作军需。通过阎家洼子会议，加强了兄弟部队的团结友谊，统一了红军步调。红三团北上后，刘志丹指挥红四团和各地游击队在陕甘边南线和北线作战，策应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保卫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年底，刘志丹又亲自率领红二十六军二团北上陕北，这样，两军的相互配合支援更加密切，两块根据地都得到很大发展，为统一打下了基础。

1934年11月后，蒋介石集团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6个师30个团约5万军队，准备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和红军的尽快统一。于是，经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于1935年2月5日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党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斗争。刘志丹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担任了西北军委书记。会前，刘志丹于1月下旬率领红四十二师二团到达陕北后，即专程前往赤源县水晶沟看望在河口战斗中身受重伤的谢子长。两人就党和军队的统一问题、第二次反“围剿”问题及西北红军今后的战略战术、部队建设、土地革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会后，刘志丹再次看望了谢子长。2月21日，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病逝。刘志丹留在陕北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

2月中旬，刘志丹亲自起草并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下令把各地红军游击队按作战区域统一整编为游击纵队，成立了陕甘边军分会和陕北军分会，并对各地赤卫队队长进行短期轮训。刘志丹亲自上课，示范、讲解游击战术和红军纪律，操练各种武器，提高赤卫队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调集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于5月1日在白庙岔与红二十七军会师，组成了有2100余人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当日举行的万人联欢大会上，刘志丹作了鼓舞人心的动员，部队情绪十分高昂，接着正式成立了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从2月至6月底，红军转战千里，接连攻克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广大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围剿”，西北红军的实力在战斗中得到很大发展，根据地日益巩固。

1935年7月，国民党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重点进攻陕北苏区。在西北工委领导下，刘志丹指挥和率领红军、游击队英勇作战，迫使晋军退回山西不敢再过黄河。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到正在文安驿地区休整的西北红军后，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专门召开干部会议，号召部队指战员向红二十五军学习，并率部回到永坪镇。9月中旬，红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五军在永坪胜利会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又率军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粉碎第三次围剿打了会师后第一个大胜仗。

以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品德维护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大局

刘志丹从小生活在贫穷的陕北农村，虽然家庭比较殷实，但他与劳苦群众联系密切，内心孕育了追求平等、反抗压迫的种子。他在榆林中学读书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思想，曾将黑暗势力比作万恶的狂风，将自由、光明和革命风暴比作清风使者、细雨神仙，将劳苦大众比作被狂风肆虐的小草、小树叶。他呼喊着小草、小树叶要“赶紧召集同伴，拿起百折不回的精神，拼命的与狂风飞沙相抵抗”，争取自由与光明。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立志改造旧社会，渴望组织民众投入斗争的壮志雄心跃然纸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坚定了他为祖国、为人民求解放的信念。他表示要“不怕牺牲，杀开血路”，“决心为民要共产”。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密切联系群众，时时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他走到哪里，就把革命道理讲到哪里，带领军队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为穷苦百姓解决困难。同时，他还非常善于启发、团结那些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各种人一起奋斗，他认为“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要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团结广大民众，团结各界人士。因此，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十分热爱刘志丹、热爱红军游击队，编了许多民歌歌颂他们。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支持和信任，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以壮大发展的力量源泉。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但他虚怀若谷，作风朴实、平等待人，并始终与普通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每当革命受到挫折，他常鼓励大家说，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他也从不揽功归己、诿过于人，打了败仗首先自己承担责任，开展自我批评。正如朱德同志评价的那样，刘志丹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正因为如此，虽然经过了无数次失败，但失败和挫折并没有压倒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杰出代表的西北革命战士。

刘志丹的人格魅力和崇高品德还体现在他那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既坚持真理，又能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赤胆忠心和党性原则上。刘志丹因为坚持正确路线，不断被杜衡（后叛变）等党内错误路线代表者指责为“游击主义”“梢山主义”“逃跑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不公平待遇，几起几落，甚至被关入牢房。面对个人的得失，刘志丹从不计较，无私无畏、襟怀坦白，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同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仍然积极工作，尽一切可能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体现了极强的党性原则。

三嘉原缴枪事件中，他以极大的耐性，协助谢子长稳定队伍；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时没有给身为同盟军副总指挥的刘志丹安排任何职务，他也毫不计较，依然按组织安排去省委汇报工作；在宁县麻子掌南下北上、分与不分的争论中，他坚持北上把部队带到桥山中段南梁地区活动的主张，更坚持红军不能分裂的原则。1932年底，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时，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游击队的创立领导者却被杜衡开除出部队。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刘志丹才被留下担任政治处处长。他不计职位高低，热情支持、帮助王世泰团长指挥打仗。即使在1934年7月的阎家洼子会议上，红二十六军仍然受到“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不实之词的指责。永坪会师后，他又被不公正地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更具有历史性也更能体现刘志丹高贵品质和党性原则的是他在错误肃反中的大义凛然和高风亮节。

劳山战役刚刚胜利之后，还在大敌当前之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竟然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肃反。他们诬陷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白军军官”，以欺骗手段，要将身为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调离前线逮捕入狱。而逮捕密令及人员名单恰巧送到了刘志丹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可以有躲避危险的多种选择，但他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分裂，不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断送在敌人的“围剿”和内部的自相残杀之中，面对被枪毙的可能，他毅然作出了牺牲个人、保全革命大局的选择。他镇定地让通迅员将信送到军团部，自己立即单枪匹马前往瓦窑堡。他一到，就被不由分说投入监狱，戴上脚镣手铐，受尽折磨。其后，党中央及时到达陕北，纠正了错误肃反，才将刘志丹和被捕人员全部释放，挽救了这块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硕果仅存、唯一可以落脚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在严肃批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的同时，不仅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而且一再强调团结，强调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他经常对受过监禁的同志进行说服工作，劝慰他们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党中央会解决好。他要求大家以大局为重、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向中央红军和兄弟部队学习。在刘志丹崇高精神境界的影响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旗帜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陕北。对于刘志丹在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维护西北革命根据地大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称他为红军模范，周恩来说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是值得我党学习和效法的。

打通东进抗日北路通道，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

党中央到达陕北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失败走向胜利的新局面。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体制随之有了重大变动，成立了西北中央局、西北军委和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西北根据地党、政、军的工作。1935年11月，刘志丹出狱后担任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兼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为保卫、扩大根据地和红军，为准备抗日，不懈地工作。他指挥地方部队有力配合了直罗镇战役。12月8日，他与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表《告陕甘苏区劳苦群众书》，号召根据地工农群众踊跃参军，粉碎敌人进攻，保卫苏区、保卫家园，并受毛泽东派遣，考察黄河沿岸地形，为东进抗日作准备。

1936年初，为首先在西北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准备对日开战。2月17日，中共发表《东征宣言》，提出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月25日，刘志丹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共同发表了《为红军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号召东北军退出内战，与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为东进扫清北路通道。党中央交给红二十八军的任务是：“主力须移于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达撤退，肃清吴堡、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装相继渡河，向柳林、军渡以北山西地方发展苏区”[7]。

2月下旬，红二十八军首先在绥德义合打垮敌人一个团，接着在佳县阎家峁打垮敌八十六师6个骑兵连和几个步兵连的堵截，于3月中旬经佳县城北和通秦寨以南到达神府特区境内。20日，在佳县杨家堰歼灭敌人一个营。神府特委在贾家沟为红二十八军举行了热烈的欢迎祝捷大会，刘志丹在会上作了东进抗日的重要讲话，并参加了一次特委常委扩大会议，与特委同志共同研究扩大苏区、加强地方工作的许多问题。接着，他率军攻占了神木县沙峁镇，部队沿窟野河南下到达靠黄河不远的贺家川一带休整，准备渡河。月底，红军占领吴堡、神木。刘志丹对神府特区的领导非常尊重，经常向他们通报红军的战斗情况。神府苏区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积极为红军渡河准备了充足的粮食、鞋袜、船只和水手，许多群众把自己的树和门板都捐献出来，并帮助红军侦察敌情。刘志丹亲自和木匠、水手交谈，登上天台山观察敌情，选择渡河地点。

3月31日拂晓，按照西北军委命令，红二十八军在刘志丹指挥下，冒着敌人的炮火，于当天从贺家川附近的山坡渡口湾渡过黄河，占领了兴县罗峪口镇，开始扫除罗峪口至黑峪口一段的黄河封锁线，连获胜利，并给神府特区支援了许多枪支弹药。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刘志丹，指示红二十八军逐步向南行动，并从即日起直属本部指挥。4月13日，为恢复黄河交通，打通前方与陕北的联系，配合南线红军进逼汾阳，刘志丹按军委指示，率领红二十八军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进击。部队从白文镇出发进至中阳县三交镇。14日，刘志丹亲自到第一线观察战斗情况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英勇牺牲。他以鲜血与生命实践了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斗到死的誓言。

刘志丹牺牲时只有34岁。他短暂的生命体现出高尚的情操、优秀的品质、宽阔的胸怀、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赤胆忠心。他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出生入死、艰苦鏖战，在革命实践中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西北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对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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