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与刘志丹

刘志丹与谢子长——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陕北人民亲切地叫他们“老刘”和“老谢”……如此称谓，值得我们思考。

1919年，谢子长由西安省立一中转入榆林中学读书。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时，谢子长已赴山西陆军学兵团学习。1924年，谢子长回到家乡安定县办起了县民团，自任团总。这时，刘志丹在榆林中学受魏野畴、李子洲的影响，领导学生开展学潮运动，向封建军阀进行坚决的斗争。1925年秋，党组织选派刘志丹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同年冬，谢子长赴京，结识了共产党人刘伯庄、耿炳光等人，接受了党的教育，积极参加了正在北京进行的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封建军阀政府的斗争。12月谢子长返回安定，继续筹办民团。1926年10月，刘志丹黄埔军校毕业，党组织派其到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刘志丹在马鸿逵部设立政治机关，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结交了许多进步军官，并随军参加了解围西安和东出潼关、会攻河南的策应北伐战争。这一年，谢子长将安定县民团改编为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三营十二连，自任连长，驻防宜川。1927年1月，冯玉祥率部入陕，井岳秀被冯玉祥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九路军，谢子长率十二连驻防安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0月与唐澍、李象九等人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为委员。同年６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在其所部实行“清党”，下令将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几十名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进行逐个“审查”。7月，刘志丹等人逃出魔掌，在武汉找到党组织，并被安排在武汉军校及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后回陕西。

1928年5月，刘志丹同唐澍等率领许权 旅由潼关开赴渭南、华县地区参加武装起义，在高塘镇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 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刘继曾任政治委员，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军委书记，许权中任军事顾问。下辖四个大队，一个赤卫队和一个骑兵分队， 谢子长任第三大队队长。

从此，刘志丹与谢子长走在了一起。渭华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回陕北领导武装斗争，并任刘志丹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为委员。之后，他们曾多次打入陕西、甘肃、宁夏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部队开展艰难的兵运工作。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在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挂名建军，驻防三道川，不意遭张廷芝偷袭而失败。

1931年春，刘志丹奉党命在苏雨生部搞兵运， 驻守旬邑职田镇。此时，谢子长在甘肃平凉一带从事兵运。1931年9月，刘志丹深入陕甘边界的南梁一带进行社会调查，他把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目标看准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陕甘边界地区。遂之，刘志丹将分散活动在甘肃合水、庆阳等地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武装力量，集中在太白镇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了陕甘边地区中共组织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陕甘游击队，亦称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与此同时，1931年春夏之际，根据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正式把阎红彦、拓克宽领导的民间武装和太原兵工厂的部分地下党员，组建成晋西游击队第 一大队，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总支书记杨重远。秋天，晋西游击队发展到300多人，后遭到敌人的疯狂进攻，处境十分困难。刘天章又指示：“如果敌人调遣强大的兵力围攻，游击队无法立足时，可以过黄河到陕北打游击。”9月13日，30名游击队员西渡黄河到安定（今子长），在马文瑞的帮助下，部队发展到50多人，后又收编了杨琪、师诸杰两股烟商保运武装，部队壮大到250余人。很快又引起敌人的注意，遭敌围攻和追击，逼迫游击队向陕甘边境转移，寻找刘志丹。1931年10月，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林锦庙会合，刘志丹率部队热烈地欢迎了晋西游击队。不久，谢子长也来到陕甘边。1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在甘肃省合水县柴桥子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较刘志丹年长６岁，刘志丹推举谢子长为同盟军总指挥，自己任副总指挥。1932年2月6日，发生了“三嘉塬缴枪”事件，刘志丹领导的二支队500多人全部被缴枪解散，引起一支队部分战士的恐惧，师诸杰率原烟商保运武装的成员100多人，离开同盟军，投降了杨虎城。

西北反帝同盟军又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5月10日，陕西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12月，红二十六军成立。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部队，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的职务，强令谢子长到上海临时中央“受训”。1933年腊月，谢子长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团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组织和领导陕北的革命武装斗争。当时活动在安定的陕北游击队一支队失败了，不少同志壮烈牺牲，许多同志被捕入狱，剩下的人卷旗埋枪，隐蔽待机。他回到安定县后，与谢绍安、刘明山等五六个同志隐蔽在家乡枣树坪一带的山窑和串洞里。每当遇上难以解决的困难，谢子长首先就想到了刘志丹。

 谢子长回安定后，首先考虑的是医治伤员，接济狱中同志和他们的家属，并赶快把狱中同志救出来，使其免遭敌人杀害。但是，当时既无钱又无兵力，所以，这两件需要急办的事一时无从下手。谢子长毫不迟疑地说：“只有老刘能帮咱解决这些问题！”他当即写了一封信，要求刘志丹在经济上给予支援，并派部队来打开安定城，把强世清（红一支队长）等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谢子长派南贵臣同志带上这封信，连夜送到了南梁。

刘志丹接到谢子长的信，一听说谢子长钻土窑子，十分关切地对南贵臣说：“五六个人钻在土窑子里，吃不上、喝不上，既艰苦又危险啊！你们千万要注意，一定要把老谢的生活和安全招呼好！”刘志丹立即筹措了200块银洋，交给南贵臣带回去，并亲笔给谢子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安慰和鼓励他。 不久，刘志丹又派杨森带领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到陕北支援谢子长。1934年5月，刘志丹又派刘约山带领庆阳游击队到陕北与 刚刚恢复的红一支队并肩战斗。

在刘志丹的大力支援下，同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阳道峁正式成立，谢子长任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随后，谢子长率部南下。7月28日，刘志丹、谢子长参加了在阎家洼子召开的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及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联席会议。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向会议作了工作汇报和总结。在会上，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通过北方局委托陕北特委转交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两封 “指示信”。“指示信”对红二十六军提出了许多错误的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一贯右倾”、“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 子万能”等等。面对“指示信”的无理指责，刘志丹不计较个人名利与得失，时时以大局为重，稳稳地把握住会议的大方向，重点研究讨论和部署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及红军如何更好地相互配合、支持、发展壮大等问题。会议还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调四十二师三团（团长王世泰）赴陕北，帮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并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和数百枚银元。

 1934年8月，谢子长在清涧率部队攻打河口镇的战斗中负伤。先后转移在安定的阳道峁、周家崄、水晶沟、安塞的小拐沟、毛家砭、安定的灯盏湾等地养伤。 1935年1月，刘志丹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的建议，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陕北根据地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进行研究商讨。

1月20日，刘志丹来到安定县灯盏湾看望病重的谢子长，他们一见面，互相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刘志丹看到谢子长病弱的身子，感叹地说： “老谢，你咋成这么个样子了，为啥不早给我说呢。”谢子长泪流满面，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说：“老刘，我早就盼着你来哩，我约莫你快来了……老刘啊，你来了就好了！看样子我是不行了，陕甘和陕北军事工作的重担就要全落在你的肩上了，也只有你的肩膀才有力量挑起这副担子！”

刘志丹听了谢子长的话，心里很是难受，深情地说：“老谢，不要这么说，你要活着，你应当有信心活下去！党和人民需要你，我们都离不开你呀！你的伤能好，一定能好！”接着他们就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统一领导问题进行了商讨，并达成共识。刘志丹提议要谢子长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谢子长诚恳地说： “这样不好，从革命利益考虑，还是你当主席合适，我成了这么个样子，不能到职工作，何必应那个名哩？”刘志丹说：“你是老大哥，是北方代表派的特派员，还是你把帅挂上，我协助你完成任务。”谢子长最后坚决地说：“我是特派员，我决定由你担任主席！”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在灯盏湾逝世，终年38岁。在他去世之前，谢子长把一手缔造的红二十七军放心地交给刘志丹，把西北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放心地交给刘志丹，这一重大决定，充分地表明，“老刘”与“老谢”他们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时时刻刻都会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图虚名。他们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一起并肩奋斗了七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当然，刘志丹也没有辜负谢子长对他的重托，亲率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先后粉碎了陕甘宁晋绥数十万大军的第二、第三次 “围剿”，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 靖边六座县城，彻底打通了陕北与陕甘边苏区，并扩大和巩固了苏区，发展壮大了红二十六军与二十七军。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成为中国革命强大之红军，西北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中国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