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同志的名字，也听到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他原名刘景桂，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陕北，领导饥民斗争，组织革命武装。一九三一年春天，我从敌人的通报中看到，他带队伍在旬邑一带打土豪，分粮财，闹共产。次年春天，我们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把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当我们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到当地的土匪头子王结子的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失败后，我秘密回到家乡富平，党派我到照金地区工作。我在照金南面的杨柳坪，才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只有十九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也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他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他知道我搞兵变前担任过营委书记，又听别的同志说我坐过牢，还搞过群众运动，我们的谈话就更活跃了。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志丹同志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同志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不久，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陕甘工农游击队，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谢芳。到了秋天，游击队出发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我到照金北面的金刚庙向志丹同志汇报工作。他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还留下他的特务队，由我领导，开展游击运动，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当时党任命我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我们按照志丹同志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政权——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我为副主席，并任党团书记。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至此，照金根据地才初具规模。 

照金属耀县管，是桥山南端的一个小镇。 因为靠近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 敌人经常来 “围剿”。照金西南的三原武字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还建立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大革命失败后，这里还保存着党的组织和农民的革命武装。陕甘工农游击队成立后，在这一带打游击，三原武字区出人出枪，经常给游击队补充新战士，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志丹同志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但是有的同志对志丹同志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志丹同志耐心解释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他们把这些忠告都当耳边风，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因为这些同志是按省委的指示办事的，志丹同志虽不同意这些作法，也不好违抗，所以处境很为难。 一九三二年冬，党中央决定把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由于各地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也出现了新问题，不少地方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犯了“土匪路线”的错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一九三三年三月，侯家堡子战斗后，红二十六军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黄子文同志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可惜这种大好的革命形势，后来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担任军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把刘志丹看作眼中钉。他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 “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还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面临这种“无情打击”，志丹同志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仍然积极协助王世泰同志(他是红军战士选举的红二团团长。红二十六军只这一个主力团)做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他尽一切可能来维护军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拟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打胜仗，减少损失。他虽然没有正式职务，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老幺(原名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杜衡强令红军北上，要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碰了钉子。在杨柳坪会议上，杜衡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说什么那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秦岭山势险要， “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刘志丹同志坚决反对南下，他说：“渭华起义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 杜衡不但不听，反而拿大帽子压人，诬蔑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吓得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不敢说话了。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终于南下。到了三原武字区，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当我军进到蓝田时，被敌人重兵包围，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而杜衡这个胆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敌，作了叛徒。刘志丹和军队主要干部王世泰等同志，在地方党的帮助下，相继化装突出重围。 

当时陕西省委也被敌人破坏了。我因身负重伤，正在薛家寨休养，听到这些消息，只得带伤坚持工作。正如志丹同志预料的那样，照金根据地渡过了难关，又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部队中的王泰吉同志率领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陕甘边特委和部队党委在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会议对这种错误倾向作了批判斗争，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 

中秋节的夜晚，我们日夜盼望的刘志丹同志历尽千辛万苦，和王世泰等同志一起，回到照金。大难之后又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根据志丹同志的提议，开始进行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决定先编一个红四十二师，由杨森同志任师长。照金、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区游击队编为红三团，渭北游击队编为红四团，王泰吉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共同组成一个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为了避开敌人“围剿”，刘志丹同志率军北上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一带。一九三三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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