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33年底，谢子长返回陕北后，推动了陕北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发展，领导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加强了陕北红军的正规化建设，支持刘志丹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谢子长这些重要贡献促进了西北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共产党将革命大本营选定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对西北根据地有过高度评价：“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熟知西北革命历史的李维汉曾指出，“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位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谢子长（1897—1935），号浩如，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曾先后领导和参加清涧起义、渭华起义，长期在西北地区从事“兵运”和红色武装的创建和领导工作，是中共陕甘游击队的主要缔造者，曾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谢子长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1935年2月21日因伤重在战争环境缺乏必要医治逝世，享年38岁。谢子长生前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享有“谢青天”美誉，逝世后仍受到群众的追思和敬仰。1946年2月，谢子长灵梓移葬时，瓦窑堡两万余群众参加公祭，陵前四五顷地全被吊祭者踏平，附近三条道路为之增宽，群众参加公祭活动之多为瓦窑堡有史以来所仅有。谢子长在西北地区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他是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为这块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值得我们永久铭记。

 重返陕北，推动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1933年底，中共在陕北地区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当时，陕北地区中共党组织和武装斗争都处在亟待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时刻。1933年夏，由于叛徒告密，陕北特委重要领导骨干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陕北红军一支队政委毕维周等六人被国民党部队逮捕，随即被杀害。在此前后，中共在陕北各地的武装也遭遇到重大损失。

谢子长长期在西北地区领导中共的武装斗争。1932年12月，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游击队后批判和指责当时担任游击队总指挥的谢子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擅自决定开除谢子长党籍，并强令他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1933年夏谢子长“受训”结束后，受中共上海中央局调派赶赴中共北方局工作。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孔原随即派遣谢子长到察哈尔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受孔原委派，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重返陕北地区领导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1934年1月22日，谢子长几经辗转返回陕北安定（今子长县）。

首先，谢子长恢复和整顿了陕北根据地的游击武装，不断扩大游击队规模和游击战争影响，推动了陕北地区中共游击武装的大发展。

谢子长在长期领导西北地区军事斗争过程中，对建立工农自己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逐渐有了深刻认识。1932年初，谢子长就曾对刘志丹表示，“我们搞了几年兵变，都失败了”，“再不能编到敌人部队里去了”，要“正式成立红军游击队”。谢子长也曾向贺晋年指出：“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已经很多了。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只有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永远不会被敌人打垮。招兵买马式的武装，摆脱不了旧军队的那一套，脱离群众，一打就垮。”

谢子长重返陕北后积极恢复和组建游击队，推动其不断发展和壮大。贺晋年回忆：“子长回到陕北，在陕北特委支持下，积极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很快恢复了红一支队，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原陕甘红军领导人吴岱峰回忆：“子长找到地下党组织，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首先恢复了红一支队，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就建立了安定、安塞、横山、靖边、延川游击根据地。在子长和陕北特委领导下，除已有的二、三支队外，又先后建立了四、五支队。1934年5月，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成立游击队指挥部，使各根据地联成一气。”“至一九三四年底，陕北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二十六个支队，分布在陕北各县。”

其次，为了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谢子长还推动了中共陕北和陕甘边武装力量的联合斗争，进一步加强了两个根据地军事斗争之间的联系和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西北根据地是由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逐渐发展形成的。“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前，先后发动了武装革命、创立根据的斗争。”1934年7月阎家洼子会议前，“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来往不多”。“在革命斗争中，两支革命武装虽然常有联系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进行活动的。”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渐需要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队伍加强联系，共同开展对敌斗争。在推动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及其军事力量联合斗争过程中，谢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北游击队的大规模军事“围剿”，1934年5月，陕北特委在佳县王家畔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成立游击队指挥部，使各地根据地连成一片。7月上旬在安定县阳道峁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部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7月中旬，谢子长指挥一、二、五三个游击支队一举攻入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拉开了反“围剿”的序幕。

1934年7月下旬，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来到南梁，与陕甘边特委以及红二十六军协商加强合作、共同对敌等问题，密切了双方的合作。7月底，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史称“阎家洼子会议”。阎家洼子会议讨论了应陕北特委要求，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局面，以及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问题。阎家洼子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中心则集中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对于陕甘边、陕北实际工作的讨论，会议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并形成了几个决议：决定红四十二师派红三团北上陕北，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发展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尽快把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参加会议的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认为：“阎家洼子会议，加强了陕北和陕甘边两特委，以及两方面红军和游击队的联系，并派出红三团北上作战，对陕北根据地有一定帮助。”参加会议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郭洪涛强调：“陕北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的汇合，对于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两支红军的紧密团结，加强协作，统一步调，共同对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阎家洼子会议上，谢子长被任命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并率领该师主力红三团北上陕北投入反“围剿”斗争。

8月15日，谢子长率部返回安定，展开反对国民党井岳秀等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斗争。谢子长等制定了反“围剿”方针和行动计划，“决定集中兵力，以确保具体战斗中我军的绝对优势，消灭以连为单位的‘围剿’之敌”。8月17日，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首战安定县西区，歼灭国民党八十六师一个连，缴枪百余支，俘敌八十余人。随后，谢子长率领红军和游击队转战陕北各地，屡次重创敌军，迫使敌军纷纷溃退。在谢子长领导下，陕北根据地军民仅用十天时间即粉碎了井岳秀等部国民党军队、民团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再次，谢子长整合分散在陕北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并将其改编升级为中共正规部队红二十七军，推动陕北根据地红军的正规化建设。

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虽然陕北地区以游击队为主的武装斗争有了重要发展，但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陕北游击队之间的联系，进而将游击队升级改编为正规的中共武装力量则成为当时陕北武装斗争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谢子长首先加强了各地分散活动游击队之间的联系。1934年6月，谢子长指示将陕北红军清涧第二支队和绥德第五支队调到安定与安定第一支队汇合，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7月8日，谢子长集中这三支游击队于安定县阳道峁，正式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部总指挥，郭洪涛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下辖一、二、五三个支队。这为陕北根据地游击队武装向组建正规红军过渡奠定了基础。随后，陕北游击队在谢子长主持下正式整编升级为正规红军。贺晋年回忆：1934年“9月18日，以红一支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这是陕北根据地第一支正规的红军武装。子长在安定崖窑沟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红一团成立，并任命我为红一团团长，马佩勋为团政委。子长还亲自向我授了军旗。以后不久，陕北游击队二、三支队相继改编为红二、三团。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紧接其后，陕北红军如星火燎原般迅猛发展。“1935年1月30日，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白庙岔举行典礼，宣布将各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陕北终于有了一个师的主力红军”。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革命重要的成功经验。谢子长领导的军事斗争为创建西北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1983年，中共中央委托李维汉、王首道等处理西北历史争论问题，并形成《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这份文件被中共中央定性为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统一认识的“标准”。该文件明确指出：西北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立下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 

支持刘志丹对西北革命的统一领导

正当陕北根据地即将完成第一次反“围剿”任务之际，谢子长在指挥作战中身负重伤。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攻打清涧县河口镇时，亲临前线指挥，不幸胸部中弹，身受重伤。“一颗子弹从他的胸前扫过，将左边的三根肋骨溜了一道深沟”。在这种情况下，谢子长还坚持带伤继续指挥部队作战。9月15日，谢子长带伤指挥部队偷袭安定县城；17日在涧峪岔主持成立自卫军成立大会，同日骑马探望受伤的贺晋年；随后又主持召开孙家河军官会，布置行动任务。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恶劣，谢子长得不到有效医治，伤口“一点什么敷药也没有，每天只能用盐水冲洗几次”。营养也跟不上，“经常吃的是一种糊糊饭，就是把米和菜放在一起煮，里面加点盐，熬成稀粥，上顿下顿喝这个”。这种严峻的环境严重损害了谢子长的身体，导致他伤势迅速恶化，已不能再正常领导陕北根据地迫在眉睫的反“围剿”任务。这时候，谢子长能否选定适合的人选接替自己继续领导陕北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不但事关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和存亡，也是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能否完成即将开始的反“围剿”军事斗争的重要保证。

在这关键时刻，谢子长支持刘志丹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反“围剿”。1934年底，陕北根据地面临着国民党军队严峻的第二次军事“围剿”。马文瑞回忆：“1934年底，蒋介石反动集团调集了六个师，加上各县民团等地方反动武装计五六万人，对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企图用隔断两块根据地联系的办法，达到分头消灭的目的。”为了粉碎国民党“围剿”，1934年12月谢子长写信给刘志丹，建议刘志丹北上商谈对策。刘明山回忆：“1934年12月间，子长在伤势恶化、病情危急之际，挣扎着给志丹写了一封亲笔信，建议两军会合，联合作战，把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在一起，要志丹赶快来陕北商谈。”谢子长支持刘志丹北上领导陕北根据地的史实在郭洪涛的回忆中也得到证实。郭洪涛回忆：“1934年10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巡视员黄汉（即张子华）同志来陕北视察工作。”“关于调刘志丹同志北来统一指挥军事的问题，黄汉同志给陕甘边特委写了信。这封信由陕北特委送请谢子长同志看过，他同意后派出交通送给了陕甘边特委。”

刘志丹到陕北后得到了谢子长的有力支持。郭洪涛回忆：“陕甘边特委接到黄汉同志调刘志丹同志来陕北的信后，由惠子俊同志率部队护送刘志丹同志于1935年2月1日或2日（即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的两三天）来到赤源（惠随即率部队返回陕甘边），与谢子长同志以及陕北特委其他领导同志会晤，共同商讨两支红军统一指挥的问题。志丹同志来到赤源，陕北特委开了欢迎会，由我致了欢迎词。之后，我与白坚同志陪同刘志丹同志去看望谢子长同志，当时商定成立西北军委，在研究主席由谁担任的问题上，子长、志丹两同志互相推让。子长同志认为自己伤重，建议志丹同志当军委主席。”高朗亭对当时谢子长和刘志丹会晤期间的谈话内容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刘志丹于1935年1月20日到达陕北根据地中心赤源县的水晶沟。元月21日，刘志丹由白坚陪同探望了谢子长的病情。据白坚生前对我讲：刘志丹、谢子长在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工委），统一陕甘边、陕北党的领导方面；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军委），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两个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方面；在战略指导方针、战术原则，集中两军主力兵团形成拳头，开展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方面；各路游击队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围困敌人据点，限制敌人外出抢夺烧杀、骚扰人民群众方面；选择我军主要打击对象为国民党八十四师，以及高举反帝抗日旗帜，争取瓦解白军政策方面；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分配土地等方面，双方交谈的意见完全一致。只是在西北军委主席人选上，谢子长同志提出要刘志丹同志担任，刘志丹同志再三推让，要请谢子长同志兼任西北军委主席。两人谦让良久，最后谢子长说，我是军事特派员，就决定你担任西北军委主席。”虽然现在对谢子长、刘志丹谁担任第一任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存在争议，但是这个问题“不是重大是非问题，即使认识上有分歧，也不会对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产生大的影响”。谢子长和刘志丹两人在这件事情上所体现出的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品质，对西北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谢子长支持刘志丹，力推刘志丹全面领导中共西北地区军事工作，这对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至关重要。他的支持加强了刘志丹对陕北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统一领导。谢子长长期在西北地区领导武装斗争，不管是资历、威望和能力等都得到相当一批陕北革命者和广大群众的拥戴和支持。1934年随谢子长一起北上陕北地区参加反“围剿”的王世泰亲眼看见了谢子长在陕北地区的影响和号召力：“当子长同志率领部队经过安定及清涧一带时，沿途人民争来欢迎‘谢青天’。我曾亲见子长同志到安定西二区孙家河时，群众来帮助红军放哨、煮饭，群众杀猪宰羊来慰劳。子长同志住的地方，窑里院里和院外都被群众挤得满满的，大家都争着去看子长，并且亲热地和他谈话。到红军排队出发时，老婆小孩都争着把带来的食品递给子长，给他塞在腰包里。过去子长同志在危难中，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保护他，这可说明人民对于自己的领袖—子长同志的爱护和热情。”陕北地区，尤其是安定地区很多参加中共武装的游击队员，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谢子长个人威望和感召力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因此，当谢子长牺牲后，“由于子长在西北的重大影响，为了避免敌人乘机进攻和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稳定人心军心，对子长逝世，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严密封锁消息，秘密安葬，未开追悼会。在一段时间里，西北军委的行文布告落款，仍沿用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的名义签发。直到1935年5月，经过吴家坪、马家坪战斗，西北形势大局稳定后才解除了保密”。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谢子长在陕北地区的重要影响。所以，谢子长对刘志丹的支持必然积极影响这批人对刘志丹的信赖和拥护，保证了西北党内军中的团结和稳定，更便于刘志丹在陕北根据地开展工作。在谢子长的支持下，“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命运对谢子长是苛刻的。由于过早逝世，历史没有给谢子长继续施展抱负、完成救国救民的夙愿，这是中共重大的损失。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袖后来撰写的碑文、题词中，都表达了对谢子长早逝的惋惜之情和敬仰之意。谢子长的早逝也给他的战友留下了永远难以忘却的悲痛。王世泰晚年深情写道：“早年，我有幸结识子长，并在志丹和子长领导下，参加兵运工作和陕甘边游击队的历次战斗。子长堪称我辈良师益友，他的言传身教，曾使我受益颇大，数十年来未敢忘怀。所以，迄今我每每回忆往事，对子长的逝世仍心有余痛。”张秀山也表达了惋惜之情：“谢子长同志为革命奔波一生，为西北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英年早逝，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子长同志不愧为西北人民的忠实儿子，西北人民和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永远怀念他。”

斯人虽逝，风范长存。正如1939年6月23日，毛泽东为谢子长陵园题写的挽词：“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本网站所收集的部分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部分作品是由网友自主投稿和发布、编辑整理上传，对此类作品本站仅提供交流平台，不为其版权负责。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