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艺术学院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文艺发展史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根本原因,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站在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潮头,满怀必胜信心,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以笔为枪,勇敢地为人民高歌,为抗战怒吼,创作了大量史诗性的经典之作
创建新文化是现代文化史发展的必然
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文艺发展史,不能不研究鲁迅艺术学院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必然要论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近代文化、文艺发展史。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具有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反殖民反封建的士大夫倡导维新变法和文学革命,主张办学堂、废科举,讲新学、废旧学,兴西学、废经学,出现了启蒙国民的文化运动。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走上帝国主义历史阶段,致使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斗争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奴役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1919年“五四”以后则不然,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之所以强大而兴旺,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进一步衰败,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毛泽东语)。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旗帜鲜明铮铮有力地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个国家将按照历史唯物论分阶段发展,当时阶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深邃而又精辟地论证“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之间辩证统一关系,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是“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文化”。
革命大时代锻造文化生力军
1927年,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对革命进行大“围剿”、大屠杀,毛泽东同志概括为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即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同时招致两个“深入”:军事“围剿”招致“农民革命深入”,红军北上抗日;文化“围剿”招致“文化革命深入”,“一二·九”青年学生运动爆发。故两个“围剿”都一败涂地。
国民党反动派两个“围剿”失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大屠杀的深重灾难,中国共产党坚决而勇敢地站在抗战前沿,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延安成了全国的抗战中心。沦陷区、国统区大批革命青年、文化青年来到延安,形势迫切需要建设一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抗日的文化生力军。毛泽东同志认为五四运动的文化新军,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在当时,面对抗日烽火,人民呼唤更具战斗力的抗战文化新军。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提议在延安创立鲁迅艺术学院,沿着鲁迅开辟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向着动员民众奋发抗日,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奋勇前进。
鲁迅艺术学院筹备工作迅速展开,全国各地文学、艺术界文化名人以及东西南北血气方刚的文化青年和学生,踏破千山万水,跨越险境大壑,巧破特务监视、追杀,冲破敌人封锁、抓捕……纷纷来到抗日的革命圣地延安,走进民族解放、救亡图存大时代的艺术运动。茅盾来了,冼星海来了,贺绿汀、吕骥、何其芳、陈荒煤、周立波、严文井、孙犁、江丰、蔡若虹、王式廓、张庚、袁文殊、王滨、水华、舒强、吴晓邦以及麦新、安波、马可、李焕之、王大化、古元、华君武、王朝闻等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也先后到来了,他们在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系及其所属各专业组织担任重要工作。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毛泽东同志又亲临大会,要求鲁迅艺术学院“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鲁迅艺术学院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民族解放大时代贯彻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培养新民主主义文学艺术人才的摇篮,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字迅速传遍解放区,传遍全国。从1938年到1945年,鲁迅艺术学院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他们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在党的领导下,在艰苦抗日战争历史时期,培养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的文化生力军。他们中的一批人,在战火中成长为人民作家、人民艺术家,他们的名字永驻亿万百姓的心田。诸如贺敬之、穆青、冯牧、陈涌、时乐蒙、郑律成、罗工柳、王昆、孟于、成荫、刘炽、张鲁、丁毅、秦兆阳、黄钢、康濯、莫耶、黄准以及“山药蛋派”的马烽、西戎……
他们走进抗日烽火,走进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创作了大量歌颂人民的优秀作品。他们是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生力军,建设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生力军。人民已经将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字永世镌刻在中国文化发展的丰碑上;历史已将鲁迅艺术学院对当代中国文化、文艺发展的奉献铭刻在中国文化史上。
抗战救亡歌振奋四万万人民
鲁迅艺术学院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文艺发展史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关怀领导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站在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潮头,满怀必胜信心,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以笔为枪,灭敌人威风,长人民志气,颂扬人民子弟兵之威武,勇敢地为人民高歌,为抗战怒吼,创作了大量史诗性的经典之作。
从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敌后战场,无处不高唱鲁迅艺术学院推出的节奏昂扬、气势澎湃的战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密密的树林里……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这一首《游击队歌》坚定果敢,自信乐观,节奏欢快、旋律优美,鼓舞了千千万万个抗战“神枪手”在山壑、在林海、在雪原、在地雷战、在地道战、在青纱帐、在芦苇荡、在白洋淀、在洪湖战斗,唱得千山万水举枪抗战,唱得四万万儿女同仇敌忾。这些革命的歌、战斗的歌,给了战士以民族精神和民族血性。
前有日寇“大扫荡”,后有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大规模封锁、切断给养供应,势必要加重陕北地区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同志要求边区所有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救,减轻百姓负担。党中央领导率先垂范,毛泽东自种湖南的辣椒、蔬菜,周恩来带头架起纺车,朱德背着粪筐拾粪积肥……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一二师三五九旅王震率领部队钻进荆棘丛生、狼豹出没的荒原,屯垦开荒。从1941年到1943年,两年时间,人工开荒26万亩,让荒山改变了模样,年收成粮食近40万斤,养猪5600头,牛羊遍青山,再不见往年荒芜的黄龙山,却出现了陕北好江南的南泥湾。短短两年时间,部队自给率达到百分之百。延安度过了无粮吃、无被盖的极端困难历史阶段。毛泽东高兴地为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并命名三五九旅为“发展经济先锋”。同年,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大队,浩浩荡荡,奔赴南泥湾,为战士们用汗水、血水浇灌出来的“陕北好江南”而高歌。艾青、萧三、田方等诗人、作家,为南泥湾精神吟诗作赋。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是歌舞表演《挑花篮》中的主要唱段:“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又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此歌舞,是鲁艺秧歌队赴南泥湾三五九旅驻地慰问演出的节目之一。当场受到王震旅长和三五九旅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很快传遍军营和整个延安,不久又传到各解放区,还传唱到沦陷区、国统区,广大人民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颂扬伟大的毛主席,夸赞“三五九旅是模范”,称颂“陕北的好江南”……唱得家喻户晓,舞得喜气洋洋,唱出了人民子弟兵为减轻人民负担“又学习来又生产”,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惧任何艰难困苦的崇高形象。
鲁迅艺术学院的歌剧、戏曲、版画同样成就显赫。1945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而创作演出的歌剧《白毛女》,迅即在解放区、敌后各根据地、各军区和野战军各剧社连台演出,场场轰动,台上台下同心共鸣,热血沸腾。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唤起战士们的阶级觉醒,激起战士们的血性刚毅。战士们懂得作战就是为天下受苦人求解放,这是解放军战士的崇高使命。毛泽东同志曾对有战斗性的革命歌曲给予高度评价,说一首优秀革命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而一台具有鲜明价值观的优秀戏剧呢?《白毛女》中赵大叔一段歌词:“东家住高楼,佃户们来收秋……这一场秋风能躲过,难逃那腊月鬼门关”,让战士们每逢年关思念家乡,担忧年迈的父母“难逃腊月鬼门关”……追根溯源,“腊月的鬼门关”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反动派统治的结果,要让父老乡亲渡过“鬼门关”,就要推翻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反动派的统治。
鲁迅艺术学院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近代文化、文艺发展史上,继鲁迅为旗手的第一支文化生力军之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按照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革命精神,再建共产党领导下一支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化精神的新型文化生力军。他们按照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遵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深入人民群众,深入抗日前线,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奋战。他们勇敢站在人民抗战的第一线,深入生活,精心创作出一大批时代的、人民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精神、民族气魄的经典传世作品《白毛女》《黄河大合唱》《南泥湾》等。同时,还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民族解放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诸如《兄妹开荒》《李有才板话》《夫妻识字》《小二黑结婚》等,对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奠定良好基础。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按照形势要求,迁赴东北,在佳木斯继续办校,连续办了七期学员班,后来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鲁迅艺术学院办学遭到破坏,难于继续,按照上级指示,暂时化为四个文工团、一个音工团,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继续讲学并为前线服务,创作了许多新作品。辽沈战役胜利后,各文工团和音工团遵照指示,汇合于沈阳,迅即恢复了“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并设立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同时,保留鲁迅艺术学院音工团、文工团,培养了一大批新的文艺人才,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老一辈文艺家一道为中国近代文化、文艺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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