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处第三方面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外事、联络工作。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设立重重关卡禁止中外记者进入边区，同时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肆意污蔑、造谣。为打破日寇和国民党当局的舆论封锁，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在上海的宋庆龄主动邀请外国记者来陕北采访，宋庆龄便联系了她熟悉的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斯诺于1936年7月13日辗转到达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保安，接待他的就是交际处。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把陕北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传递给外界的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斯诺的这次访问视为冲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舆论封锁，向国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纲领的重要契机，积极协助斯诺与边区各方面人员交流，赴红军前线采访。毛泽东更是抽出时间与斯诺多次作长夜甚至彻夜之谈。

与此同时，延安主动向中外来宾打开大门，交际处就成了外宾的落脚点。1937年2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此后，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美亚》杂志主编贾菲、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瑞士记者博斯哈德等也纷至沓来。1944年6月，延安还迎来了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当年7月和8月，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共18人分两批先后来到延安。据统计，1938年至1941年，仅延安交际处接待的来客就有7000多人。

交际处除接待过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外，还有朝鲜的金斗奉，他和金日成同志一同战斗并担任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还有一位日本友人冈野靖，他是战后日本共产党的主席。

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延安

交际处第四方面的工作就是情报工作。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我党的一贯主张，然而当时的现实是：一方面，蒋介石西安事变后被逼抗日，承认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不仅克扣军饷，封锁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磨擦，甚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政府还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延安派遣特务、搜集情报，甚至跟随进步人士来延安的人员当中也被安插了特务，例如跟随邓宝珊将军来延安的记者当中就有特务。我党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提出“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交际处在广交朋友、盛情接待八方宾客的同时，不得不对混杂于宾客之中，披着宾客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国民党军统等派系派来的特务，进行必要的或明或暗的斗争。

到延安的人士来自各个方面，他们可以带来国统区各方面的信息，交际处通过搜集情报将情况汇报党中央，这对中央的工作和正确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连续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党看穿了蒋介石的政治作秀伎俩，蒋介石根据国民党派驻延安的特务（联络参谋）提供的情况分析判断，毛主席不可能到重庆谈判。交际处用很巧妙的办法获取了联络参谋的通信密码，联络参谋与重庆来往的电报，被我党清清楚楚地掌握，这对党中央确定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决策起到了很大作用，并对我党在重庆谈判桌上发挥主动性、取得了很大成果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

（作者：缪平均,陕西省档案馆档案保管利用处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