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在太行山上

姐姐当时已改叫齐云，送我到抗大一分校时，她对接待我们的校部领导同志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吃午饭时，那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陪我们一起吃饭，他端了一洋铁盆菜放在桌子上，和蔼可亲地说：“我们抗大吃饭是打冲锋照镜子，吃菜谁也不谦让，很快把菜吃完，还端起盆来把菜汤喝光。”随后，姐姐拿了校部的介绍信，从校部驻地到距离不远的岗上村女生队驻地队部报到，在队部见到队长陈彤（东北人）、指导员王宏（东北人）、副指导员邵黎（西安人），姐姐告别时，叮嘱我说：“你们队上还有好几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同志，你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

　　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做出了到敌后办学的战略部署，由何长工、周纯全率领抗大总校的一部分学员东渡黄河，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历经艰险于1939年1月到达晋东南山西屯留县，创立抗大一分校，校部驻地是故县镇。何长工、周纯全分别担任正、副校长。抗大一分校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随营学校，地处太行根据地的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军事化、战斗化、革命化的气氛。下面是我对抗大战斗、学习生活的一些回忆。

　　紧急集合：军事训练首先要适应紧急集合。因为处在战争环境，随时都会遭遇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每周至少要有一两次紧急集合。每次紧急集合，学员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好军衣，打好绑带和背包，戴好军帽，扎上皮带（睡前绑带、皮带都放在军帽里），穿好鞋，由班长带领到队部列队集合，炊事班的同志也背着灶具一起集合，全队集合速度约十分钟，集合完毕，队领导简单说明敌情，即带队出发转移，直到天亮前又回到原驻地时才知是演习。为适应战争环境，女生队吃饭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之内，到时间，值日区队长一吹哨，立即整队集合。

　　出早操：每天天不亮，起床号一吹就集合出操，进行班、排、连教练，由区队长轮流值日领队出操，一般是姿势教练，有时还进行着装演习。

　　练习打靶：每天支架瞄三角，练习打靶。我第一次打靶打飞了，第二次打中十环，体会是：枪的准星尖对准缺口时，稍低点，因为弹道是弧形的。

习仲勋、齐心1944年4月28日结为夫妻

严格遵守军纪：服装整齐、动作灵活、作风严谨、有礼貌，外出见领导喊报告并敬礼，同志之间相遇互相敬礼。有上级或外界人士来巡视工作或参观时，队部常派我持枪在队部站岗。

　　站岗放哨：一般夜间是两个人站岗，用燃香来计时间，两个钟头换一次岗。姐夫魏健曾送给我一块手表，我立即把它交出作为站岗时公用，计时就方便多了。记得我还放过流动哨，夜间一个人持枪在村子里警惕地巡逻，这对我锻炼很大。我们处在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个政权对立的环境中，夜间放流动哨有被敌人摸哨的危险，据说男生队有一位近视眼同志就被敌人摸了哨。

　　抗大一分校的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论持久战》《游击战》等，还讲过军事学。讲游击战时，还配合做过实战演习，记得在演习中刘抗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司长等职，于2012年去世）佯装受伤，在阵地上喊：“轻伤不下火线！”戴近视眼镜体弱的一位四川同志（大学生）佯作日军俘虏，被大车拉走。政治课程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

　　我们上课一般在露天，坐在背包上，有时在驻地岗上村天主教堂里。过去我很少写信，此时，我已能记笔记，是用紫药水泡成墨水用蘸水钢笔书写。队部还曾调我到校部用复写纸抄写过东西，我虽然文化基础差，但进步却是明显的。

　　队上经常组织一些小分队到本村或外村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控诉日军的种种暴行。我们经常用革命歌曲发动群众，如《支前歌》歌词曰：“小小的灯儿暗幽幽，丈夫打仗把我丢，不悲不伤我也不愁，给他缝件衣裳解忧愁……”《拦羊歌》歌词曰：“高高山上拦绵羊，王家三姐好模样，东洋强盗到南乡，杀得鸡飞狗跳墙，王家三姐奸淫死，高高山上不见羊，拦羊人儿暗悲伤，拿起刀枪干一场！”

　　我们还参加挖防空洞和种菜等劳动。有一次种菜时，不小心把姐姐送的心爱的钢笔掉到井里，我幼稚地要求把我用辘轳井绳放到井里去寻找，由于大同学的阻拦，才没有下去。

　　我们每天生活在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声中，我最喜爱的是《抗大校歌》，歌词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每次全队集合，都要唱《大刀进行曲》，每当唱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家便齐喊一声“杀”！甚是威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经常唱的歌。我们特别注意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群众纪律，驻防时每天帮房东打扫院子、挑水，在离开时，要把居室内外清理干净。在队伍行进中我们经常唱《八路军军歌》（后经修改部分歌词，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声使队伍步调整齐，英勇豪迈。

　　我们每人有一个缸子，吃饭、喝水、洗脸、漱口、洗脚都用它。虽然战争生活非常艰苦，但并不觉得苦，因为团结友爱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不管谁买一个馒头，一班人都分吃一口。在年、节假日里，全队同志和队领导围成一圈席地而坐，每人发一个熟土豆或一把大红豆，当作茶点。当然，有时还会改善生活吃一顿肉，伙食委员王军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等职，于2014年去世）是胶东人，把“肉”念成“油”，常惹得众人大笑。她还有一个拿手的节目是学老大娘哭，盘腿坐在地上边拍大腿边哭道：“我的天哪！”表情煞是生动。

　　每周我们都有一个生活会，大家交流思想和感受，新来的同学则要全面介绍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相互间的团结友爱。

　　我深切体会到抗大是培育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建立革命人生观的大熔炉。抗大熔炉把我从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新兵，锻炼成一个具有坚定革命理想的战士，并很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9年夏，抗大一分校筹备党的18周年纪念展览时，组织让我去做讲解员，纪念活动由于日军7月大“扫荡”而中断，反“扫荡”斗争随之展开了。在反“扫荡”开始轻装时，我把从家中带来的呢子大衣和蓝缎被面捐给了校部文工团做服装道具，只剩下一条被里做了个夹被。第一次急行军，快步经过泥沙滩后又走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行军，感到特别困倦，我掉队了。

　　党组织已把我列为发展对象，为了考验我，把我调到队部当通讯员，负责与营部的联络。当时，我已经习惯了急行军，不再掉队，反而和队部文书张志专（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校长，于2007年去世）当了行军中的收容队，她赶着小毛驴驮文件，我扛着枪，一起收容掉队的同志。

　　队部每天不分昼夜派我去营部通讯联络，我扛着长枪跑来跑去，什么都不怕，感到很自豪。有一次，营长问我：“你们女同志为什么剃光头呢？”我笑着回答他说：“我们女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剃光头呢？”剃光头是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因为既无法洗理，又没梳子，更怕长虱子。过去驻防时，只有一个走村串户的剃头挑子，不但给我们很多女同志剃了光头，而且还给我刮过一次脸。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战士，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什么都不顾忌。

齐心（左二）1984年与抗大女生队部分老战友相聚时合影

我不分白天和黑夜，不断接受命令，沿着山野里的陌生路去送信，不怕狼、不怕日本鬼子和武装汉奸，每天完成任务回到队部，立即就趴在炕沿上或长条板凳上睡着了。经过这一次参加反“扫荡”战斗的锻炼和考验，我具备了入党条件。我于1939年8月14日，在山西省平顺县一个村庄里由女生队指导员邵黎、副指导员孙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实际年龄只有15岁。一同宣誓的还有同班同学赵莉。邵黎介绍我时说：“齐心同志不够入党年龄，但是她革命坚决，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入党，按党章（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规定年满18岁才能入党）规定18岁转党，候补期两年。”并提醒我说：“齐心同志家庭环境比较优越，入党后应加强思想锻炼。”我的入党誓词是：“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忠于革命，忠于党，革命到底，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我被编入党小组开始过组织生活，当时党组织尚不公开，全队只有易辉是公开党员，党小组长是吴国英（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吴梅香，在全国妇联工作，已离休）。

　　1939年秋，队领导批准我去看望姐姐。姐姐于1939年在山西平顺县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我画了一个路线图，一个村、一个村边问边走，才摸索到西湾村，见到姐姐母女。该村驻有抗大一分校卫生所，当时正准备召开军民联欢会，要我去参加排练歌舞节目，我高兴地去了。有一次我郑重地问姐姐：“大姐，你入党了吗？”她惊讶地说：“你问这干什么？”因为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她为了保守秘密始终没有说她是共产党员，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在1938年初就在山西省阳城县入了党。然而我却对她说：“我已经入党了。”姐姐说：“一个青年走这条路是光荣的！”

　　日军又要“扫荡”了，我的假期也满了，但对姐姐很是放心不下，我忧虑地说：“你刚生孩子怎么办？”姐姐豪迈地回答：“不要为我过虑。”因为我要归队了，姐姐带我到小饭铺吃馒头，在那艰苦的年代，馒头就是最好吃的了。我依依不舍地向姐姐告别，出了村走着走着，不小心一下子跌到水沟里，衣服全湿透了，只好又回到姐姐处多住了一夜。翌日经过姐夫魏健工作的行署时已是中午，吃了拌有干豆角的小米稀饭，就愉快地归队去了。

　　我们在平顺县山区驻防期间，我的同班同学易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兵器情报所政治部副主任，于2013年去世）是队上的民运干事，在派出做民运工作时，突然遭遇日军追击，她誓死不当俘虏毅然跳崖而摔断腿，在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我们队上给她写了慰问信，还送了慰问伞。校长何长工挥笔题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八个大字表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