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经常和我们讲述在刘邓首长和李德生、陈锡联等开国将军直接领导下战争年代的经历，亲身经历了跟随他们这些红军时期走来的将军们打硬仗、打恶仗、打苦仗，亲耳聆听了这些革命家、军事家的谆谆教诲，经过长期艰苦残酷革命斗争的锻炼，父亲也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军队政治工作者，一个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

父亲是个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的人，他一生信念坚定、一身正气，是个有着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文革时期，父亲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诬陷，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学习班”，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蹲牛棚的生活。面对林彪四人帮的爪牙的淫威，父亲从不屈服，从不承认诬陷的罪名，从不接受所谓的低头认罪，还和遇到的坏人坏事作斗争。有一次，有一个管理人员无故欺辱与父亲同住一室的安叔叔，此情此景让父亲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大喝道：“你是什么东西！你在国民党军队里当机枪连长，打死了我们多少战士！若不是在这里，我一枪毙了你！”父亲一身正气的举动，维护了老干部的尊严，大大震慑了那些居心叵测的狂妄之徒。从此以后，在学习班里再也没有发生肆无忌惮地欺负老干部的情况了。这件事，在老干部中一直传为佳话，大家都敬佩父亲在那样的险恶环境中，不顾自身安危、不惧打击报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体现出一个身经百战、顽强不屈的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和风范。

父亲是个服从组织、严于律己的人。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父亲因部队整编改编调整等，工作和职务有多次变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又有从酒泉“两弹一星”基地到新疆军区、再到和田军分区的多次调动。每次接到调令，父亲都是即刻启程、只身前往，留下母亲一人带着三个孩子，收拾行李、举家搬迁。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回忆我们的母亲。父亲每次奉命赴任之后，母亲就白天忙工作，晚上整理衣物，装箱打包，准备搬家。从我们记事起，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帮着妈妈搬家。每次都是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一地迁一地，一程接一程，追随着父亲，始终维持着一个完整的家庭。文革时期，由于父亲受林彪、四人帮集团的迫害被关进“学习班”，母亲也因此受牵连、遭迫害、挨批斗。那些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爪牙要求母亲和父亲“划清界限”并逼迫离婚，母亲总是勇敢地捍卫父亲，用父亲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事实予以驳斥，总是坚定地回答：我的丈夫是革命军人，我坚信不疑！

孟庆棠和妻子冯文秀

那时母亲经常长时间挨批斗，由于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身体上的长期折磨，她满口牙都掉光了，有一次在批斗中晕倒了，甚至尿失禁，是被人抬着送回家的。那些年，我们三个孩子先后在和田、于田、民丰县下乡，母亲一个人孤独地住在外面刮风里面漏土的危房里，全家五口人分在五个地方。即便如此，母亲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初心，坚强地生活和工作着；她以一个妻子的脉脉温情，坚持给父亲写信，报喜不报忧，只说轻松事，鼓励父亲坚持真理，相信组织，勇敢地活下去；她以一个母亲的博大胸怀，承受着母子（女）分离之痛，分别给三个孩子写信，鼓励他们努力自学，踏实劳动。当知青点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母亲极为担心，她忍受着严重的晕车症，坐卡车到民丰县东方红公社来看我，这也是她三年中唯一一次到农村看望孩子。

父亲对部队和战友有着深厚的感情。离休之后，他专程去看望了数位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每逢老战友、老同事来家里，那都是父亲非常开心的时候，他总是一边和战友叙旧，一边让母亲做饭款待。1978年8月，辽宁通化的老部队专程接父亲回部队参观，当时在长春读书的我有幸陪在父亲身边，切身感受到父亲对老部队的深切热爱，部队官兵对父亲的尊重敬爱。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每天和老战友、老部下见面交谈，他们总是有说不完的当年事，叙不尽的战友情。我陪着父亲参观部队营房，参观荣誉室，看到部队的发展状况，父亲非常激动。后来，我又陪父亲

孟庆棠1978年参观老部队荣誉室

到长春看望老战友、老部下，看到老战友都身体健康，父亲特别高兴；看到老部下都工作进步，父亲特别欣慰。我陪着父亲去看望了在长春干休所的龙光印叔叔。父亲说，龙叔叔是个特别能打仗的人，当年他们在部队，龙叔叔是营长，父亲是教导员，两人配合默契，战友情深。1980年1月，我在长春的学习结束即将返回新疆。因战争负伤而长期不便出门的龙叔叔，坚持坐轮椅到长春火车站来送我，那是我们的最后一别。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会时常想念英雄龙叔叔。

孟庆棠的战友龙光印（1949年5月摄）

父亲对家乡有深深的眷恋，对家乡的亲人都十分挂念。60年代初，家乡的亲人们都认为他做了大官，多次写信请求帮助安排工作，姑姑的孩子甚至径直找到和田的家里。但是父亲始终坚持原则，决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他做了很多工作把侄子劝回了家乡。但与此同时，又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他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具体地指导帮助他们。他寄钱让男孩买木工工具，学做木匠，让女孩买缝纫机，学做裁缝，期待他（她）们能有一技之长、自给自足、自立门户。对考上大学的孩子就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直到毕业。

父亲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文革期间在学校停课的情况下，父亲为了不让孩子们虚度时光、荒废学业，决定让部队里适龄的男孩子们到农场去，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学习文化知识。让适龄的女孩子们到卫生所当卫生员，学习基本的医护知识。这些都让孩子们受益匪浅。每次孩子们到农场参加义务劳动，父亲都会来到孩子们的身边，讲一些生活中的知识。看到孩子们剥玉米就会说这是粮食，人和牲口都可以吃，要颗粒入仓；看到孩子们剥花生，就会说花生是油料作物，适宜在沙土地里生长。有一次收红花籽，父亲很认真地告诉孩子们千万不要当成瓜籽吃下去，会肿嘴。有的孩子听不懂父亲带方言的话，大声笑着纠正他：不是中嘴，是中毒！

父亲一生酷爱读书学习，从马列原著到毛泽东选集，从中国古代文学到物理数学化学，勤以治学，孜孜不倦。父亲曾多次回忆，在战争年代里，刘邓首长高度重视部队政治教育工作，创办政工干部训练队，建立干部每天两小时学习的制度，要求把晋冀鲁豫军区机关报——《人民的军队》发到连队，让战士们传阅学习，各部队要向报纸投稿，及时反映战士的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和生活方面的情况。作为政工干部的父亲，每晚都要在豆油灯下看书学习，写战役战斗总结报告，向军区机关报投稿等。长期在昏暗的光线下学习和工作，严重损坏了他的视力。和平建设时期，父亲坚持每天早上读书看报，我们每天一起床就能看见父亲读书的身影，我们的洗漱和打扫都会悄悄地进行。离休之后，父亲依然坚持以微弱的视力读书看报，练习书法，写回忆录，笔耕不辍。

父亲虽然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但他始终没有向组织申请过什么特殊待遇，几十年来都没有要求办《残废军人证》。离休之后，常常来看望父亲的老部下闻听此事，亲自去北京为父亲办理了《残废军人证》。离休后，按政策享受的疗养和住院几乎每次都被他坚定地拒绝。父亲说，我现在已经不工作了，国家还给发这么多工资，我不能再给党和人民添麻烦了。家里现在还保留着父亲去世前一年写给干休所领导的两封亲笔信，这是父亲去世之后干休所领导专门送到家里的。第一封信写于1991年12月2日：“今天听宋政委传达了军区政治部有关保健护理费规定后，深感这是组织上对干部的关心爱护的问题，发放处置不当，就会失去其意义。我非常拥护。根据我的病情，我认为不符合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情况。因此，我请求组织上从明年一月份停发我的护理费。”12月5日，他又给干休所写了第二封信：“前于十二月二日下午写信上交后，反复深思，甚为内疚和不安，我决定将我一年多的护理费1020元（20个月）全部退还组织，请党委和领导给予接收，以稍释我内疚之情。至于组织上对我的一片关心爱护之情，表示衷心谢意。”这两封前后只相隔3天的信，很短。但每每读来，都让人肃然起敬，充分展示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纯洁党性和高风亮节，令人深受感动，钦佩不已。

孟庆棠写给干休所领导的信

我的父亲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战争年代，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建设时期，经历了文革时期的重重磨难，承受着战伤数十年不愈的病痛折磨。他始终不渝的保持着共产党人的理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即使在离休后的生活里，也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给组织添麻烦。他的一生经历丰富，他的一生都在斗争中，他的一生吃苦受累，他的一生没有享到福。他多年前静静地辞世，离开了他和其他革命前辈为之奋斗一生而今已如此辉煌壮丽的事业。每想到此，怎不使我们做儿女的对父亲的思念逐年愈深，魂牵梦绕，泪流满面。

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孟庆棠家庭合影（前排右二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