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无比思念为新中国建立奋斗终生的父亲和母亲。2019年10月1日，我和弟弟两家祖孙三代从西安出发，前往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去寻找已去世多年的母亲的故居。

我的母亲叫冯文秀，1928年3月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邓井关镇一个船民的家庭。解放前夕，随着人民解放军入川消息的传来，母亲和她的同学一道，迎着黎明的曙光，只身离开家乡，徒步走到重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2年1月，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1军32师96团政委的我的父亲入朝参战，后调任志愿军司令部管理处副政委兼机关党委副书记。1953年3月，作为西南军政大学选派的十名女学员之一，母亲随部队入朝，任第11军32师政治部干部。自此，父母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并肩作战。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应金日成首相的请求，留下一部分志愿军在朝鲜帮助战后重建和恢复经济，我的父亲母亲也奉命留朝。1954年7月，母亲将3个月大的我送回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的外婆家抚养，然后又返回朝鲜。1958年10月，在我四岁半时，母亲才把我从外婆家接到了位于辽宁大连的志愿军家属安置地。1958年底，父亲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后，接到调令前往茫茫戈壁的酒泉参加“两弹一星”基地建设，任二十基地通信团政委，后任通讯一部政治部主任。直到1962年5月，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搬家来到二十基地，全家才得以团聚。

可是，一家人刚刚在一起不久，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了，父亲调任新疆军区组织部副部长。1964年父亲又奉调和田军分区任副政委、党委书记。就这样，父亲每一次接到调令都是即刻启程、只身前往，留下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一次又一次收拾行李、举家搬迁，我也在转学五次后才得以小学毕业。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这样一直跟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而天南地北地搬家、转学。转眼间一个甲子过去了，幼年时外婆家的记忆多年来一直在我心中萦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清晰。

我们是按照母亲家乡的地名去寻找的。一路走一路问，从四川省自贡市找到富顺县，再找到邓井关镇。越走越近了，过去的岁月也越来越清晰了。我记得母亲曾告诉我，外婆家住在一个坝子里，政府在外婆家大门上挂着“军属之家”的牌匾，为外婆穿着胸前印有“优抚模范”字样的衣服拍照。外婆还请了一位阿姨（四川话叫嬢嬢）专门照顾我。坝子里的乡邻们都知道我的父母在朝鲜打仗，在那崇拜英雄的年代里，他们把对志愿军的拥戴都转化为对我的爱。尽管那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家家缺衣少食，但只要谁家做好吃的，都要叫我去吃。所以，常常是外婆把饭做好了，满院子喊我回家时，我还在邻居家的桌子上吃得正香，小脸被辣得红扑扑的。

一路走来，村落、河流、街道、石板路……越来越贴近我记忆中的景象。当我们走进一排枇杷树掩映着的瓦房院落，我愈发觉得，这里真像我记忆中小时候住的外婆家的坝子。院落周围静悄悄的，有的房子坍塌了，院里零散地堆放着旧家具，墙边长满杂草青苔。看到这幅景象，我心里在想：也许这里和许多农村一样，没有人住了。跑了几千里路，能否找到祖屋，能否遇到故人？

这时，女儿发现一间屋里有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正在安静地吃饭，赶忙喊我弟弟用不熟练的四川话上前询问。老人看到门外来了这么多陌生人，热情地走出来，问我们找谁。当我说出我外公的名字“冯肇初”时，老人的神情怔了一下，立刻激动地喊出：“是冯大姐回来了吗？冯大姐的女儿孟晓群是我带大的！你们哪个是孟晓群？”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的是我母亲喊我的声音；那一瞬间，我知道她就是带我的那位嬢嬢。千分感动，万分震撼！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抱住她瘦弱的身躯——这是六十多年前，让我可以如母亲般依恋的温暖怀抱。

嬢嬢拉着我的手，带着我们看祖屋，反复讲述我小时候的事。当我们心情稍稍平复一些，我问嬢嬢的名字，她告诉我，她叫余代芬，今年已经88岁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坝子几乎没有人住了。她平日随女儿在县城生活，今天是临时回老房子来办点事，吃完饭就回县城去。我们就这样在六十年后奇迹般地相遇了！如果错过了这一天这一刻，我们可能再难见面了！命运太眷顾我们千里迢迢的寻根之旅了！我们围在余嬢嬢身边合影留念，希望把这珍贵的见面永远留存在记忆里。

驻足在母亲的故居前，拥抱着余嬢嬢，我由衷地感慨：因为有老一辈奉献青春和牺牲亲情的默默付出，才有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盛大阅兵展示的耀世成就！因为有温暖的家乡和淳朴的人民，才有吃百家饭长大的军人后代！感恩人民！感恩父母！祝福所有抚育部队子女成长的余妈妈们！祝福我一刻也不能分割的伟大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