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河北省藁城县（今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中姚村人。他出生于1916年5月4日，在兄弟姐妹5人中排行老大。他酷爱读书学习，曾经连续三年考上当地的师范学校，但是因为家境贫寒，直到第三年，爷爷为了送子上学，求遍所有亲朋好友，在亲人和乡亲们的资助下才得以就读。1938年，他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小学教书，在当时可以拿到每月十块大洋的薪水，这在当时当地是能够维持生活的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和众多热血青年一样，在抗日战争炮火中，为抵御外侮，抗击敌寇，抛家弃业、投身军旅，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父亲于1938年在家乡参加了共产党员宗凤洲领导的抗日武装游击队。1939年10月，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平汉抗日纵队，1940年6月，又编入八路军第129师太行军区新编第10旅第30团，团政委是著名抗日英雄马定夫。1941年10月，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太行军区第2军分区（新编第10旅）第30团，1943年9月，李德生任团长。在部队里，父亲先后担任过教育队文化教员、独立营教育干事、县大队教育干事、团政治处干事、教育股长等。父亲于194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坚守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所在部队活跃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在陈锡联旅长领导指挥下，随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经历了正太战役、粉碎日军大规模“扫荡”等数十次战役战斗。1945年3月5日，父亲参加了李德生团长亲自化装侦察、亲自指挥作战的马坊战役。日军的马坊据点是占地面积数十亩的城堡式据点，有数座坚固的碉堡，加上战略位置重要，对八路军和老百姓都造成严重威胁和危害。此前曾发起过两次拔除据点的战斗，但都未能成功。1945年3月5日上午6时，马坊战役打响，经过半天的激战，一举端掉了日军经营了四年的顽固巢穴，扫除了根据地人民的心头大患。马坊战役是一次典型的成功的歼灭战，为此，3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发了我军收复马坊的消息，并配发社论。1984年在乌鲁木齐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织的征文活动中，父亲撰写的回忆文章《忆马坊战役》荣获三等奖，并颁发了获奖证书。

八路军捣毁日军据点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10月至1947年1月，父亲随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先后参加了邯郸战役、定陶战役、巨金鱼战役。1947年2月，父亲任第3纵队第8旅第24团营教导员，3月参加豫北攻势，6月南渡黄河，7月参加鲁西南战役。1947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在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大山的同时，作出转入战略决战和把决战主攻方向定在中原地区的决定，于是有了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邓小平把这次行动用一个“走”字来形容，“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父亲曾多次回忆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那时部队克服连续作战一个多月没有休整、没有后方依托、没有物资供给和饥饿疲劳的严重困难，坚持着白天黑夜地在小路、险路上的急行军。有的战士即使打了瞌睡，双腿依然在机械地行走着。没有食物，遇到什么就吃什么，有时候遇到点黑豆，煮一煮要吃几天，找到点高粱米，连壳一起煮着吃，苦涩难咽。挺进大别山，部队要通过20多公里被称为“死亡区”的黄泛区。黄泛区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深处及腰、荒无人烟。满身沾满泥浆的部队走一脚拔一脚地在淤泥地里跋涉，艰难异常。父亲回忆说，黄泛区里的水被晒得发烫，散发着浓烈的蒿草味，幸运的是，等走过黄泛区，父亲在定陶战役时，腿部负伤久不愈合的伤口竟然封口长住了。刘邓大军最终战胜重重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围歼刘邓大军于黄泛区的阴谋。经过历尽艰辛的行军、作战、过黄泛区、渡汝河等行程，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任务。

挺进大别山过黄泛区（油画）

1947年9月9日，在刘邓大军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指挥下，父亲随部队参加著名的张家店战役，全歼敌整编第88师师部及62旅。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第一次取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正规旅的胜利，这次战役标志着陈锡联司令员率领的第3纵队打开皖西斗争的新局面，对发展巩固皖西根据地和坚持大别山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父亲多次回忆大别山斗争时的艰苦，生活上是经常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到了1947年10月，大别山区气候转冷，刘邓大军12万将士仍身着单衣在山区转战。在无根据地依靠的情况下，刘邓首长要求部队自己解决冬衣。父亲曾多次回忆，官兵们用稻草灰、锅底灰自己染布，用树枝、柳条弹棉花，请老乡指导缝纫，刘伯承司令员教大家用倒扣的碗在布上裁领口，全军上下自己动手缝棉衣，最终解决了冬衣问题。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改称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1948年11月，在刘邓指挥下，父亲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5日在司令员陈锡联指挥下，攻克宿县，全歼守敌。11月24日开始，参加了围剿黄维兵团的战斗。当时，中原野战军武器装备弱，缺少重武器，经过大别山一年的苦战，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而黄维兵团则是拥有汽车、坦克、大炮等全副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两军力量对比悬殊。父亲回忆说，在此条件下，中原野战军担任围歼黄维兵团的任务十分艰难。在血火硝烟的决战关头，刘邓向全军将士发出“拼老命”的号召。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和付出大量牺牲，12月14日，中原野战军向黄维兵团发起最后攻击，最终彻底歼灭了黄维兵团。父亲在淮海战役中再次负伤，他被一颗六零炮弹炸伤，一块弹片打在腰部，但幸好被皮带阻挡，只伤到皮肉，另一块弹片伤在左腿小腿，伤口很深，弹片紧贴骨头，难以取出。此后，因为血流淤阻，整个小腿都是深紫色的，每遇天气变化，伤处就痛痒难忍。这块弹片一直留在父亲的身体里，直到去世都未能取出来。

1949年3月，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隶属二野第3兵团，父亲任第11军第32师第96团政治部主任。1949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1949年11月，父亲所在部队奉命进军大西南，突破宋希濂集团川湘防线，直出川东南，参加了解放重庆、成都两座川蜀名城的战斗。父亲曾回忆他所在部队是解放重庆战斗中第一个进入重庆的部队。

1949年12月8日，群众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万县城区（杨家街口）

1950年1月，在西南军区统一部署下，父亲所在部队投入剿匪作战，负责对川东大股土匪进行重点围剿。2月，刀匪在垫江发动武装暴乱，他们残忍杀害解放军战士和政府工作人员、征粮队员，甚至向县城发起攻击，公然向新生人民政权发起了进攻。3月4日，按照第11军第32师兼川东军区大竹军分区《剿匪作战基本命令》，时任32师96团副政委的父亲，率部迅速赶赴垫江，投入平定刀匪的武装暴乱的战斗。战斗中捷报频传，在剿匪部队猛烈攻击下，打得刀匪晕头转向，四处逃命。4月26日，剿匪部队打掉了峰顶山上的最后一股刀匪，平息了暴乱，彻底消除了匪患。在追剿作战中，由于粮食供应困难，部队经常吃不饱饭，没有鞋穿就用草捆在脚上，或赤脚爬山涉水，在各族人民帮助下，至1950年底，基本肃清川东股匪。

孟庆棠（右一）1950年3月在大西南剿匪途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2年11月，父亲所在部队入朝参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第32师96团政委，后调任志愿军司令部管理处副政委兼机关党委副书记。

孟庆棠1953年6月在朝鲜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母亲冯文秀也和父亲一起并肩战斗着。母亲冯文秀是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邓井关镇人，四川解放初期，她和几个同学徒步走到重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50年9月，母亲被分配到二野11军32师96团任文书。朝鲜战争爆发后，她随部队到了东北。1953年3月入朝参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第32师政治部任干部。母亲曾多次给我们回忆入朝参战的往事。当年，母亲随部队在漆黑夜晚徒步入朝，头上有敌机轰炸，脚下道路湿滑，行军异常艰难，母亲当时崴了脚，但一直咬紧牙关，拼尽全力，紧跟队伍前进。

1953年7月，随着《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陆续回国。应金日成首相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留下一部分部队帮助朝鲜战后重建和恢复经济，父亲是留在朝鲜这支部队中的一员。直到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回国前夕，父亲受邀参加了金日成首相在平壤举行的欢送志愿军的宴会。在撤离朝鲜回国的列车上，父亲担任告别列车的政委。

孟庆棠（后排右一）1958年5月在朝鲜志愿军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