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像

罗荣桓一贯重视党的纪律建设。1955年9月，在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同时，罗荣桓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此前，他已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后改为总干部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仍以高度责任感挑起了军队监委书记的重担。

1956年9月，病重的罗荣桓向中央请辞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职务，但却没有请辞监委书记一职，可见其对监察工作的高度重视。

针对解放后少数高级干部居功自傲、违法乱纪、腐化堕落、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党的教育等情况，罗荣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建议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军委再次发出一年前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评了一些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这些人违法乱纪，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声誉和革命事业，必须严肃处理。对于那些包庇犯重大错误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查究。《指示》强调：要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开展党委内部和高级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驳斥了把腐化堕落说成“生活小节”、不是政治原则问题的错误观点，要求克服自由主义，保证一切高级干部在各方面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这一指示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师以上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开展讨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揭发了一些人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在全军对160多名犯有道德品质错误的高、中级干部，给予了党纪处分或批评教育。一位资格老、战功大的军长犯了错误且屡教不改，也照样被撤职并开除了党籍。全军干部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许多犯有错误的干部得到了挽救。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郑重提出了“两个务必”，以防出现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这成为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加强修养的重大课题。罗荣桓多次主持召开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会议，研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对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遵纪守法的检查、监督与教育，讨论和处理重大案件。

对于各级党委和监委，他认为首先要坚持原则。1962年11月17日，罗荣桓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说，有些道德品质问题不注意，就会发展成刑事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党委在对待腐化堕落、蜕化变质这方面问题的处理上缺乏严肃的原则空气，有的则是毫无原则。对于团以下干部的问题还敢管，对于某些高级干部的问题则不敢管，个别的甚至包庇起来，谁也不讲。”

罗荣桓强调说，对待这种问题“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化，看你怎样化法。经过批评斗争，改正了错误，就能够把大事化小。化要经过工作去化，要有原则。根本不讲，根本不批评，采取包庇起来的办法是化不了的，其结果是小事酿成大事，最后甚至是不可收拾。”

同时，罗荣桓认为，对于犯错误的人的处理一定要慎重。“处理要注意方式，要实事求是”，并指出严肃党纪之“严肃”，就是实事求是，这不单是指要坚持原则，其中还包括要慎重对待之意。他说，“党的纪律是严肃的，不要拿一点错误否定一个人的一切。”

罗荣桓还认为，处分干部固然是一种教育，但更要热情教育、帮助和感化他们，不要推出门就不管。那位被撤职并开除党籍的军长，后分配到某单位工作，但单位的领导却不愿接收。罗荣桓亲自出面，对那个单位领导说：“不要不行，你们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后来，这位干部在工作中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罗荣桓一贯遵守纪律，始终保持劳动人民和普通军人的本色。尽管长期身体不好，但他从未因病而提什么特殊照顾。有一次他发现家里多了四张躺椅，就问秘书：“哪来的躺椅呀？”秘书应答：“解放军总后勤部送来的。”“给钱了吗？”“没。”一听没付钱，他立即要秘书退回去。秘书解释道：“总后勤部首长说，因为您有病，办完公好靠着休息休息。”他说：“乱弹琴，我一个人害病，用得着四张躺椅吗？都给我搬回去。”秘书很为难。他最后说：“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这样照价付钱后，躺椅才被留了下来。

他从严要求家人，常对妻子林月琴说，要经常检查有没有违反制度，是不是多领了东西；还嘱咐妻子，有些制度规定该发的，也尽量自己解决，不要去麻烦组织；有些我们能够动手做的事情，就不要让工作人员做。他常说，“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怎样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要求额外的照顾，增加人们的负担。”儿子罗东进和女儿罗南下上小学时，学校离家很远。有个周六学校放学晚了，家人派车去接了一次，罗荣桓发现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员：“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

罗荣桓热爱家乡，关爱亲友，可办事讲原则，不徇私情。解放后，罗荣桓就意识到家乡部分乡亲可能来北京找他。为此，他曾嘱托湖南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衡阳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你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不出罗荣桓所料，果然有一些人打着罗荣桓亲戚的旗号找郭维城，要求免费乘车进京，都被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称他是“最守纪律”的“党内圣人”。

1963年12月16日，惊悉罗荣桓逝世的不幸消息，毛泽东沉痛地说：“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对罗荣桓严于律己、一身正气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