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年节前后的文艺活动是相当活跃的。1939年的新年晚会在中组部礼堂举行。毛泽东和音乐家吕骥坐在一起。晚会开始前，观众鼓掌让吕骥给大家唱歌，吕骥稍迟疑，观众中便有人喊毛泽东把吕骥拉起来。此时，毛泽东果然动员他身边的音乐家吕骥给大家“表演一番”。毛泽东像普通观众一样坐在群众中，穿着拆洗过而有些发白的普通棉军衣。

1942年春节，毛泽东来到延安鲁艺，和师生们一起吃饺子，然后步入教堂跳舞。很多人都记得，毛泽东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他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有一次，湖南籍的音乐系女教师唐荣枚和毛泽东跳舞，毛泽东边跳边对她说:“派你回湖南打游击，你去不去？”唐荣枚回答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去。”
　　秧歌原是流行于我国农村的一种民间艺术，是农民创造的艺术。其中的秧歌剧又说又唱，载歌载舞，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有故事情节，大多短小精悍，因此格外受到农民的欢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开始得最早，成就和影响也最大，带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的戏剧活动。
　　1943年2月5日，是农历癸未年的春节。这一年春节期间的延安，特别是城南门外广场，人山人海，各界军民两万多人聚会，庆祝中美、中英订立新约，废除近代以来对华不平等条约。在新年和春节的宣传工作中，鲁艺一反过去只重视大型节目和剧场演出的惯例，而学习和采用了陕北秧歌和其他地区的民间艺术形式，创造了《大秧歌》《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节目。鲁艺教师王大化、一年级学生李波演出的秧歌《兄妹开荒》受到热烈欢迎。《兄妹开荒》(原名《王小二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由作)，采用秧歌的形式，但摒弃了旧秧歌中常有的丑角以及男女调情的成分，代之以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浓郁的泥土气息与农民特有的诙谐交织在一起，使一出剧情十分简单的小戏演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给人以焕然一新的强烈印象。毛泽东也在黄土飞扬的大风中坐在长板凳上观看，李波回忆说:“毛主席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也不避一下风，这时毛主席身边的一个人往他嘴上捂了个大白口罩，毛主席马上用手扒拉开，只是兴奋地张着嘴哈哈大笑。”《解放日报》1943年4月25日在题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中，肯定了这次春节演出初步实践工农兵方向的成就，赞扬《兄妹开荒》是个“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秧歌剧《兄妹开荒》在春节的演出，一下子轰动了，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干部，都非常喜欢。
　　也就是这一年的春节，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来到了南泥湾。三年前，这里还是荒草遍野的穷山秃岭。可是，在毛主席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用勤劳的双手，使南泥湾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被延安老乡亲切地称之为“鲁艺家”的秧歌队，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了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同时，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就是这个小场子秧歌舞的一个插曲。
　　新秧歌的最初成功，证明经过改造的秧歌能够很好地表现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思想感情，并且为工农兵所欢迎。这一事实，激起人们对于秧歌的浓厚兴趣和普遍重视。除鲁艺以外，其他专业文艺团体也很快开始编写新秧歌剧。一些机关、学校纷纷组织业余的秧歌队。新秧歌的出现，还激发了工农兵群众的创作热情，吸引他们积极投入新秧歌的编写和演出。
　　经过这样普遍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形成了1944年新秧歌演出的高潮。1944年春节，延安的工厂、部队、学校组织的业余秧歌队达27家之多，上演了《牛永贵挂彩》等150余个节目，演出轰动了延安城，周扬称之为“鼓乐喧天，万人空巷”。《白毛女》等剧连演数十场，场场轰动。
　　在延安时期的春节文艺活动中，值得今天的人们注意的是，它曾孕育了红色经典歌曲《东方红》。
　　《东方红》的作者李有源，是佳县城北五里张家庄农民，家贫无田，三辈佃户。仅上过一冬冬学，长期自学，竟能看书写字。1940年佳县民主政权建立以后，李有源翻身得解放，满怀激情编创了许多民歌、快板、小剧宣传革命。但他总觉得自己的歌还没有把自己和劳动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浓厚感情充分表达出来，他朝思暮想要创作一首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好歌。李有源的邻村屈家庄有个秧歌伞头叫屈士才，和李有源是好朋友。1942年春节，屈士才带领屈家庄秧歌队进城演出，唱了一个秧歌，受到群众欢迎。其中两句是:“毛主席好比一盏灯，照得全家明又明。”李有源听后也觉得耳目一新，可他又想，这个比方好是好，但一盏灯只能照亮一个窑洞、一户人家，把毛主席比做一盏灯还不能反映毛主席的伟大。晚上，李有源回到家里坐在油灯下，他若有所思地从头上取下帽子，往灯上一罩，窑里马上黑了下来。他想，这么容易就罩灭了的一盏灯能比做毛主席吗？他给侄儿子们说:“看我给咱编一个吧。”他暗下决心要编一首更妥帖、更好地歌颂毛主席的秧歌。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李有源担着粪桶到县城去担粪。此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霞光万丈，浑身顿觉温暖起来，他心中一动:“把毛主席比做太阳最好不过了”。到了城里，又见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标语。他开始构思着一首新歌，经反复推敲，终于编出了以《骑白马》为曲调的《移民歌》。第一段歌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1943年春节闹秧歌时，由他的侄子李增正在佳县山城第一次演唱出去。1944年春，李增正任佳县移民队副队长，带领七十多个农民到延安开荒种地，走一路唱一路，传到了延安，经文艺工作者加工整理，形成后来的《东方红》，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也唱红了全中国。
　　延安时期春节的文艺活动，还催生出一些爱情。马海德的名字人们并不陌生，他是性病和麻风病专家。出生于美国，原名乔治·海德姆。他早年即投身于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他毕生为这些病的患者解除病痛，为中国在2000年争取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作出了贡献。1940年除夕，延安鲁艺礼堂举行春节晚会，马海德邀苏菲跳舞，边跳边谈，十分投机。回到窑洞，马海德向苏菲倾诉了爱慕之情，第一次向她求婚。当时，一个中国姑娘要和外国人结婚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受到朋友极力反对。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同的情趣爱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这桩不寻常的婚姻介绍人是李丽莲(李德的妻子)。经中央组织部批准，1940年3月1日，苏菲与马海德在边区政府办事处正式登记，领取了婚姻证。从此，结成一对情深意笃的革命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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