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十分突出，延安很多新闻漫画是以批评蒋介石及国民党官员的腐败现象为题材的。

 在揭露和鞭挞国民党政府腐败行径的漫画方面，漫画家华君武等人的一系列漫画，可谓一针见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君武的《丰收》，画面中蒋介石、孔祥熙身边坐着一只巨大的蝗虫，三“人”欣然接受面前一名饿殍般的农民献上的“丰收粮”，辛辣地揭露了蒋介石之流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同时又虚假伪善的丑恶本质。华君武的《磨好刀再杀》，批判蒋介石政权和家庭，以及歌颂共产主义。此外，华君武的《利益引诱着他们》《中山先生的信徒们》《救国公粮》，陈叔亮的《猪》《两个鸦片烟鬼》《前方将士要军粮》等漫画作品，揭露了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有意拖延发放、克扣军粮等现象。

 同当时投奔延安的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张谔、蔡若虹、张仃、胡考、华君武等漫画家来到延安后，充分感受到了那里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氛围，对延安进行了由衷的、虔诚的、热情的歌颂。但是时间一长，他们发现，延安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也存在着大量的不良社会现象。

1942年2月，华君武、蔡若红、张谔3人在延安举办了讽刺画展，不仅赢得全国漫画界的瞩目，而且在延安地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前往参观，《解放日报》进行了报道并刊发评论，延安各界茶余饭后纷纷议论此事。

华君武的《吃面条》，讽刺了“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学员吃面条时争先恐后的情景。在画家的笔下，学员们手持特大号的缸子，挥着勺子和筷子，一齐向盛面条的木桶“冲刺”。“鲁艺”学员们看后都忍俊不禁，再碰到改善伙食，大家都互相谦让了。《准时到会的人》画的是一名干部寂寞地抽着烟，坐在广场上等候开会的情景，与他相伴的是空旷的会场上的石粒和觅食的之乌鸦，讽刺延安开会经常迟到的现象。

蔡若虹的《爱神坐了飞机》，讽刺的是老干部在找对象过程中，急于求成的现象；《和平的新声》讽刺的是懒惰者的好梦；《一个科长同志的会客》画的是一个老干部卷起袖子，露出手腕上的两只手表，两条腿则架在椅子扶手上，显示出对客人傲慢无礼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也是统一战线》画的是一只黑色乌鸦落在一条黑色的猪背上不肯飞去的情景，讽刺统一战线的滥用；《躺在书本里睡觉》则把马克思主义画成一本大书，翻开来倒架在地面上像个窝棚，有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躲在窝棚里睡觉，讽刺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将书本知识同实践相结合。 张谔的《娜拉又回到家庭》，描绘了一个离开家庭、奔向革命的女子，重新回到家庭照顾小孩的故事。此图一方面批评了女性在革命中表现不积极，另一方面则引发了人们对女性在革命运动中意义的反思。此外，张谔的《老子天下第一》《文化水平提高了》《教条主义的传播者》《调查研究的全副武装》《请批了再走》等作品，也是讽刺延安社会存在的阴暗面的。

 延安时期的廉政漫画，也引起了广泛争议。如果是批评和讽刺国民党腐败现象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但如果是讽刺革命队伍内部的不良社会现象，则意见就不同了。1942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讽刺是永进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在此之前，漫画的题材和内容更多地放在解放区内部生活上，偏重于反映解放区内部的不良现象和弊端。毛泽东看了讽刺画展后，接见了蔡若虹、华君武、张谔等人，并谈了自己对漫画的看法。毛泽东还举了华君武在《解放日报》发表过的讽刺漫画《1939年所植的树》为例，说不要笼统说延河旁所有植的树都枯死了，应当说是那一段地点的树，植得不好。在外敌当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漫画创作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讽刺创作上，是“不合时宜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广大漫画工作者把漫画艺术武器的锋芒，直接指向民族的敌人和阶级的敌人，创作了大量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漫画作品。陈叔亮还创作了一大批漫画和木刻作品，如其画集《西行漫画》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题签， 木刻作品《前进路上》《修路》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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