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前总编辑杨永直

塞外的春、夏、秋、冬都是美丽的。我最喜欢陕北的夜和那金色的黎明,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那蓝色夜空点缀着无数的星星,天显得特别的高,空气比滤过的还要新鲜。黑夜里看那群山起伏,如同在深蓝的天幕上勾画出淡淡的影子,像是一幅幅名家的泼墨大写意画,神秘而具魅力。夜是静极了,只有延河的流水在低吟。你侧耳细听,从那浅灰色的远山上,传来一阵阵悠扬的驼铃声,一队骆驼的影子缓缓地出现在山冈上,又消逝在那遥远的山谷里。突然传来一阵阵狼嗥,那凄厉的吼声,激起群山的回响,就像是敌军飞机,发出的鬼嚎。但令人振奋的是,在山谷两旁的高岗上,到处闪耀着红色灯光,如同天上的繁星悬挂在山腰上,又像是万支火把,将天地照亮。这就是延安窑洞,千千万万孔窑洞,从那里发出了光彩和火热的抗日火花!我在延安生活了七个年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深深地融化在我的生命中。
　　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这是青年干部学习的好地方。这一年我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外古典小说;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文学,我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读过资本论,我还重新阅读了中外历史和许多人物传记。
　　沿山腰用土坯盖了一排平房,我和童大林同志,同住一室,隔壁是许立群、李锐等同志。
　　一天,胡乔木同志来找我,他说中央青委办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班,想请我去讲“新闻学”。他操着一口江北口音,平顶头,瘦弱,和善,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们党内有“二乔”一说,南乔,是乔冠华;北乔,是胡乔木,都是著名的才子学者。胡乔木这时是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长,是我的上级。
　　让我去讲课,我觉得惶恐。我虽然在复旦大学读过两年“新闻系”,但我主要的精力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没有多少时间专门学习新闻课程。胡乔木同志鼓励我,他说我毕竟是科班出身,这在边区还很难找。我们党要培养新闻工作人才,就要学会写新闻,写通讯,写政论,办报纸,办通讯社,这都很重要。他把任务交给了我,让我一星期后去上课。
　　我只得硬着头皮备课,七天之后我居然讲起新闻学了,学生大概卅余人,似乎还听得津津有味,我不知道他们日后是不是成为新闻记者了。
　　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时,我参加了创刊工作,成为《解放日报》第一批新闻战士。《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4日创刊。出席第一次编辑部会议的有博古、杨松、曹若茗、丁玲、张映吾、我、王揖以及方紫等同志。杨松在会上报告了办报计划并进行了讨论,与会者就创刊中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博古同志围绕《解放日报》的性质和任务,党报工作者的工作态度,编辑业务和报社制度等作了长篇发言。5月15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了《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确立了该报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解放日报》担负着统一解放区军民的思想、指导工作、进行革命教育的重任。毛泽东同志挥毫题写了报名,亲手为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经过一天试报,5月16日,四开中张两版的《解放日报》正式诞生。
　　从此,我们活跃在延河两岸,边区各县。我常常翻山越岭,背着一条行军毯,一个挎包,一只水壶,不知走过多少深山、河谷、险路、长沟。我学会了在不认识的山坳,没有人迹的黄土高原上寻找驴粪、野兽的脚印来辨认道路。我学会了寻找地形来掩蔽自己躲避塞外的大风沙,我也学会了按照天上的北斗星在夜晚分辨南北方向。我也习惯了在老百姓家里睡滚烫的热炕,学会了用树枝削成的筷子吃荞麦面,我与老乡一起聊天,很有兴趣地吸着他们的旱烟袋。我放下了大学生的架子,不嫌脏、不怕苦,我开始陕北化了。我们与边区的农民打成一片。贫困的陕甘宁边区,贫困的农民,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与他们同甘共苦。我在党报的工作中,磨炼成长起来。
　　当年报社的社长是博古(秦邦宪)同志,他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维埃运动时期他是中共的主要负责人,曾犯过“左”倾路线的错误,但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认识和觉悟。他的检讨和修正错误的决心与行动,中央都是满意的。博古身材修长,戴深度近视眼镜,有学者风度,俄文很好,翻译了不少俄文著作和文章。他的妻子张越霞是女工出身,个子矮小,但很清秀,每周回来与博古共居两间石窑洞,她待人亲切,虽然文化不高,但也是老革命了。我们对她都很尊重。
　　第一任总编辑是杨松,他在报社工作不过一年,得肺病逝世,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道:“永直同志,以后你和大伙要好好干。”他的诚恳感动了我,我流下了热泪。
　　杨松死后不久,我和慕琳的头胎女儿刚刚满月,便因炭火中毒死去。我和好朋友陈绪宗等报社的同志将她埋在清凉山上一棵松树的旁边,也就是杨松的墓侧,清凉山上的青松至今还在,我们女儿的美丽可爱的形象也就与之长伴了!
　　继任的总编辑是余光生同志,是留学美国的,为人活泼,身上颇有点“稚气”,全国解放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原来他是在美国学过这一行的。我担任通讯科科长,采访科科长,与郁文,黄钢等人都是同事。不久我又代理采访部部长。不少我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如:穆青、缪海棱、莫艾、林间、曾艾狄,当年都在采访部工作。
　　丁玲是当时《解放日报》文艺部的主编,中等身材,略矮,身躯微胖,年纪卅岁左右,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为人随和,我曾在1935年南京“娃娃桥”我姑母方令孺家见过她。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调到国际部任副部长,吴冷西是部长,他是广东人,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过,为人精明强干,中等身材,戴近视眼镜,对国际问题颇有独到见解,文章也写得很出色,颇受博古重视,全国解放后,吴冷西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新华社社长。我在国际部期间与王揖(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同事。
　　国际部每天深夜灯火(煤油灯)通明。我们五六个人编辑国际版,由新华社收来的电讯稿每人桌上堆积有一尺高,我们就在这浩瀚的电讯中,编写新华社的新闻,撰写政治与军事的评论。我们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特别是苏军、盟军和日军、德军的军事活动,战场的布局,双方师以上部队的前进和后退都要了解。窑洞壁上,悬挂着大幅中国地图与世界地图,还有军事地图。上边插着红、白两种小旗和画着各种箭头,显示每天敌我双方的战局变化。博古同志、陆定一同志(第三任总编辑)每日黎明到国际部来询问战局和消息,我们如同讲述下棋的双方态势一样,几乎毫无差错地向他们汇报。那时工作效率之高,后来是不多见的。
　　国民党廿万大军紧紧包围着陕甘宁边区,企图使延安变成孤城。延安是穷山沟,困难自然是异常的,我们到延安都是吃小米,地瓜,一个月能吃到一次肉,每次三两片,就算是“打牙祭”了。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同美国之间剑拔弩张,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又过了几年,美军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了,全城一片火海,原子弹的威力被渲染得神奇之至,《解放日报》登了通栏大标题《日军在原子弹的神威的威胁下招架不住了》。原子弹杀伤力量的详细描绘,每天有几万字的报道。我们的思想上产生了原子弹决定一切的观念,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写到:“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逐渐清醒起来。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话,日本鬼子于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延安沸腾起来了,清凉山上、山下人头攥动,万民狂欢,我的妻子不见了,她身系彩带去飞机场扭秧歌去了,我抱着我亲爱的女儿桔子,和报社同志一起站在清凉山之巅高呼:“中国胜利了!”“祖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延河两岸,从早到晚红旗飞舞,灯笼火把将夜晚照耀得如同白昼。
　　博古、陆定一同志喜笑颜开,走进编辑部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工作。并宣布道:“我们坚持八年抗战,我们胜利了,今后枪杆子要闲下来,笔杆子要磨得更尖利了,我国将进入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议会、选举、合法斗争我们要学会,办报是极重要的斗争手段,你们都要有精神准备……”
　　我们沉浸在兴奋的梦幻之中,但和平民主新阶段终于没能实现。在重庆国共两党还在进行和平谈判,美国政府冒充好人进行调停,实际上帮助蒋介石运军火,军队,抢占地盘,一场更激烈的国内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的军队向延安发动了攻势,他们的先头部队离清凉山不过十几里了,我们连夜焚毁文件,埋藏书籍、粮食,坚壁清野,第二天黎明我们随着廖承志同志向瓦窑堡撤退,边行军边编报,桌椅没有了,新华社与我们合在一起办公了,他们翻译电码,我们就席地而坐,在膝头上编报。深夜,我和徐健生(《解放日报》秘书长)每人携带一根铁棍,夜行廿里山路到一山洞里去看排字,看清样。那里有我们隐蔽的印刷厂,天天如此,直到3月27日《解放日报》宣布停刊,后由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代替。
　　清凉山上的老弱妇孺日夜兼程向北疏散,我和妻子告别了。慕琳带着两岁的女儿桔子随着撤退的队伍出发了。桔子和王揖的孩子每人装进一只木板箱,左边一只右边一只,放在骡背上驮着。延安各个机关都编成了大队,顶着呼啸的寒风,踏着碎冰向西北方向撤离。只听见人喊马嘶,一阵阵迷眼的黄土飞扬。我们并不觉得难过,我们知道,从延安撤退是战略上的转移,是准备打大歼灭战。我们不久还要回来的。我对妻子说,许多同志都坚持在这里,中央的报纸不能停,我们到时候会追上大部队,到黄河边上我们再相见
　　我看着队伍行动了,就像一支铁流一样,坚定而缓慢地向前移动。几天后,我们奉命追赶从延安撤退的队伍,跟随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向晋察冀集中。我们赶了三天,有时骑马、有时乘卡车、有时徒步在薄冰上行进。在云中山脚下,我们看见了妇女队伍,这是一支世上罕见的红色娘子军。我看见了妻子,她脸色显得红润有精神,我急忙掀开小木板箱内的被子,只见我的小女儿,她小手里捏着一小块饼干,啃得十分香甜呢!她看见我笑了,笑得那么甜、那么美,叫了一声“爸爸”,我几天的疲劳让她一声银铃般的呼喊驱散得无影无踪了。我把她轻轻抱起,奔跑到山坡上振臂高呼“我们一定要回延安的!可爱的延安,我们一定要回来!胡宗南,你等着吧!”
　　同志们和战士们一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雷鸣般的声音响彻了云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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