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印象中，共产党员和牧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信仰马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一个是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宗教信徒，就如同两股道上跑的车，不是一码事。

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却有一个既是牧师，又是共产党员的特殊人物。他的名字叫董健吾，1928年参加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为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真实身份直到1960年才被揭开。连开国领袖毛泽东都感到神奇，说“此人真是党内一怪。”

一

董健吾作牧师，是受家庭环境影响。他1891年出生在江苏青浦（现归上海）的一个殷实富裕的基督教世家，曾祖母在清朝时期就加入基督教，成为虔诚的基督信徒。受其影响，其祖父辈、父辈也先后入教，到董健吾这一代，算是第四代教徒了。

董健吾少年时代考入苏州基督教会创办的桃花坞中学并在校入了教。23岁那年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当年他的同窗学友，就有宋美龄的长兄、后来成为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和享誉世界的中国近代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联合国的缔造者之一顾维钧等人。结束了在圣约翰大学的学习后，董健吾成为了上海圣约翰教堂的一名牧师。

董健吾成为共产党员，是受五四运动影响和接触进步知识分子的过程中人生观发生变化。他虽身为教徒和牧师，但是看到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帝国列强的欺侮下连连丧权辱国的现实，在五四运动精神感召下，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发展，开始关注社会民生和接触民主进步力量，积极参加救国救民的社会活动。1927年，董健吾牧师赴西北为信教的冯玉祥将军传教兼做英文秘书，经时在冯玉祥部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于1928年在西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回到上海后，从事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的秘密情报工作。

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前期的领导机关和活动中心一直在上海。董健吾是中央特二科即情报科的主要成员之一。当初中共的特科领导是陈赓。陈赓离开上海后，董健吾归潘汉年领导。董健吾在上海所经营的“松柏斋”古玩瓷器店，实际上是中共特科出资设立的的联络点、情报点和秘密交通站。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处于白色恐怖的战争环境中，外有帝国列强入侵和横行，内有军阀割据混战，背弃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与汉奸汪精卫，又对新生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疯狂镇压和大屠杀政策。共产党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与压制。党的组织和革命活动一般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展开的。董健吾利用牧师身份，掩护和营救过多名共产党员，曾协助潘汉年铲除过共产党内部出现的的叛徒。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和使命，董健吾被圈内的亲朋好友称为“红色牧师”。

当时的圣约翰教堂和“松柏斋”古玩店，在上海滩是颇有名气的，同社会各界人士都有所接触和联系，很多外国人也喜欢到古玩商店来洽商买卖。肩负特殊使命的地下党员董健吾，以古玩商店老板和牧师的双重身份，利用他同国民党上层的特殊关系和精通英文的有利条件，成为青帮大亨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客；通过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经常出入宋公馆和孔（祥熙）公馆；自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也和他成为相互熟识的朋友。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许多中共领导人被杀害，他们的子女没人抚养。于是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收养烈士孤儿的大同幼稚园。一向同情中共，全力出资支持这一机构的宋庆龄，以基督教名义公开运作这一机构，将这个幼稚园对外称基督教“共济会”，由董健吾以牧师身份兼任院长。大同幼稚园名义上是基督教的救世组织，实际上是为革命烈士和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们提供庇护和教养的场所。幼稚园先后收养的孩子中，有彭湃烈士之子彭小丕，恽代英烈士之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1930年11月，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敌人残忍杀害后，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最大的岸英当时只有八岁。后来，毛氏兄弟被营救出狱后，党组织将岸英、岸青、岸龙送入上海大同幼稚园。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1933年大同幼稚园停办。毛家三个孩子仍由董健吾负责抚养。直到1936年，董健吾拿出自己筹资的10万法朗，通过张学良的关系，将岸英、岸青（岸龙病故）和自己的儿子董寿祺一起经法国辗转送到苏联学习。但在具体安排的时候，苏联只接受岸英和岸青兄弟，董寿祺只得重返上海。

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

三

还有人说，董健吾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一座桥，是最先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充当秘密信使的人。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1936年初，董健吾曾作为信使，把国民党上层和蒋介石希望与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传达给了延安。又把延安的信息带回上海，转达给国民党方面。

1936年1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宋子文请求宋庆龄帮忙，寻找中共的人给延安传“口信”。宋庆龄首先想到了董健吾。她把董健吾请到家里，要他带一封重要的信件，立刻动身，途经西安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周恩来。为了途中安全，还给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签发的委任董健吾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董健吾接受任务后，化名周继吾，经西安乘张学良座机到延安，尔后转赴瓦窑堡。董健吾秘密来到瓦窑堡，受到林伯渠、博古等人的接待。董健吾把蒋介石希望与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传达给了中共领导人。当时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正在山西前线指挥部队“东征”，得到林伯渠、博古等人的报告后，立即致电博古转告董健吾，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返回上海，向宋庆龄报告。当时可以说，董健吾这次的陕北之行和所带的“口信”，为随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及后来国共合作抗日等历史事件的处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毛泽东在当时由于不在瓦窑堡，两人错过了见面的机会。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没想到，1936年间自己在电文中多次提到的“周继吾兄”，就是董健吾；也没有想到，在上海收养和照顾自己儿子的基督教会牧师，竟是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员。

其实，这一切事件背后的明白人，是宋庆龄。宋庆龄早知道董健吾是中共“特科”的人。就在半年之后的1936年7月，宋庆龄又委托了董健吾一趟特别的任务。就是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去陕北。

斯诺是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的外国记者。他在上海听说陕北有共产党，表示要到陕北去看看。那会儿到陕北谈何容易！他首先在上海找到宋庆龄，宋庆龄又想到红色牧师董健吾。由董健吾陪同斯诺和乔治·海德姆（马海德）到西安找张学良，张学良对宋庆龄委托的事十分重视，派人给斯诺一行提供了马匹，提供了保镖，使埃德加·斯诺一行最后安全到达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中共中央所在地。不过，斯诺并不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一路陪伴和照顾他的是一位热诚而善良的牧师，因此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董健吾称作王牧师。

斯诺在延安遇见周恩来（马海德摄）

四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便于党在上海开展爱国统战工作，董健吾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没有向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伸手要求任何名利地位，依然扮演着“宗教界人士”的角色。1955年受到潘（汉年）、杨（帆）案件的牵连影响，董健吾蒙冤，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为了生存，他才亮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1960年，著名美国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华，和毛主席会面时，他提出要见见当年护送他到陕北的那位王牧师。毛主席托人询问“王牧师”的存在，有关部门仔细调研审查之后，才发现“王牧师”正是董健吾先生，进而得知董先生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搞清“王牧师”的身份后，中央同意斯诺和他见面。可惜斯诺等不及，回国去了，两人错失了见面的机会。不过这使董健吾处境出现转机。年底，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安排陈赓大将前往上海以中央的名义安排董健吾的工作。陈赓临走之时，毛主席对陈赓同志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周继吾，就是护送斯诺(去延安)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指许世友)，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陈赓到上海后会见了董健吾，并把董的情况向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介绍。1962年6月，经柯庆施批示，董健吾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文革”中，董健吾的历史又被“造反派”翻腾出来折腾了一阵，再次受到诬陷和迫害。1970年12月12日，一个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并且作出卓越的历史性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黯然谢世。时年59岁。董健吾临终在病榻前，留下了“知我罪我，自有公论”的遗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董健吾的真实身份和革命经历彻底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维汉等对董健吾为革命所做的特殊贡献高度评价。上海市委统战部为董健吾同志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将其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

此后，“红色牧师”的故事广为人们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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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奔走于国共之间的神秘牧师董健吾》2017-11-7《环球视野》

2.《东方特工在行动》，文汇出版社，P227

3.“宋庆龄的延安密使董健吾”，2019-5-21 人民网

4.《董健吾送斯诺去延安》2019-9-9 上海政协网

5.《毛主席称赞董健吾是党中一怪》原刊于《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