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顾顺章叛变后，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组织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周恩来奉命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共特科此后主要由潘汉年负责。

周恩来走后，“松柏斋古玩号”依然存在，它的负责人就是“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健吾是什么人?他是中共特科中极具传奇性的人物。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由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是二科情报科的成员，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他的第一位直接领导是陈赓。陈赓离开上海后，归潘汉年领导。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董健吾被称为“红色牧师”，同时，他也是一位颇具鉴赏能力的古玩商。

毛主席称其是党内两怪之一:“一名是当过和尚的许世友，一名即当过牧师的董健吾”--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邢贲思语。

当时，“松柏斋古玩号”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30号。楼下是古玩店，楼上是董家。1932年3月17日，董健吾与郑兰芳夫妇的孩子出生，取名叫“董霞飞”。也就是说，至少在1933年3月以前，“松柏斋古玩号”的位置还在霞飞路130号。据《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说:“‘松柏斋’的营业、生活用房基本说是配套的。底层为店铺，楼上为居室。董、郑兰芳夫妇住在三楼前屋，二楼前屋是天蟾舞台大花脸演员蒋宝云先生住处。岸英、岸青(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孩子)和叶天锡(董的朋友、时年约40岁)住在二楼亭子间，郑兰芳的母亲、霞飞和奶娘住在三楼亭子间。家里一共有八口人过日子。”

董健吾主持下的“松柏斋”，不光做古瓷器生意，也做新玉器的生意。

店里的古瓷瓶里藏着手枪。有次老外想买这件瓷瓶，幸得妻子郑兰芳机智“掉包”，才避免出一起重大纰漏。

扬州玉工何子玉(又名玉堂)，将自己的玉雕寄放“松柏斋”销售。董健吾曾经利用何子玉为党做过重要的贡献。

董健吾出生在青浦县世家，家境富裕，自幼应该有机会接触到书画等艺术品，不过，他对古玩的鉴赏修养是在成年后培养的。董健吾说，“在30年代初，我奉领导之命，在上海霞飞路普安路口主持过一家‘松柏斋’古玩铺。由于工作需要，我虚心求拜一些古玩商朋友为师，自己也钻研一点鉴别知识，所以，边学习、边买卖，在营生中积累了一些识别古玩、书画赝品的经验。”不过，从现在已有的资料分析，他似乎更擅长瓷器杂项的鉴定。

《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等资料上介绍过这样的故事:1936年三四月间，董健吾去西安会见斯诺。在逗留期间，张学良多次邀他去府上做客。每次去，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十分热情，设家宴款待，还一同打麻将。

张学良夫妇十分喜爱收藏古玩，有一次，董健吾见赵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坏了几件明代的瓷器，痛心得连饭也吃不下。董健吾心中暗想，若有机会搞到好的古代瓷器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可以略表心意，以答谢张学良将军借用专机和盛情款待。不久，董健吾便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位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往来的朋友，看到他珍藏一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色质细腻、人物各异、栩栩如生、十分精致，确属明代珍品。董健吾与这位朋友促膝长谈，终于感动了他，将这套瓷器低价买下送给了赵四小姐。张学良夫妇见后爱不释手，一定要赠以重金，但他坚持分文不收。

《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还说，“张学良夫妇对收藏古玩素有癖好，茶余饭后，他俩经常将藏品拿出供董健吾鉴赏。少帅家里的文物古玩果然琳琅满目，但是经过董健吾的鉴别，赝品多于真品。起初，张学良夫妇不大相信，等董健吾点出破绽，说明原委，对照真假实样后，方始领悟。他们非常佩服。”

后来，董健吾要回上海，张学良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说:“你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作出贡献，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张还是不肯罢休，一定要董健吾说出他私人有啥要求。这下董健吾才弄清真意，原来仍是为答谢赠送那套瓷器之事，便再三推辞，张学良还是执意不允。正在这时，董健吾突然想起寄养在自己家里的岸英、岸青生活那么苦，又不能上学，长此下去总不好。便说:“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果张将军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那么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为国家出力。”张学良略一思索，面露笑容，表示应允。

虽然，史学界对董健吾送毛主席之子岸英、岸青去苏联读书这样重大的决定，竟然是董健吾“突然想起”的，颇多疑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董健吾在西安送给张学良的那组瓷器非常珍贵。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学良将军，也是收藏名家，不然他是不会这样念念不忘的。

“松柏斋古玩号”的歇业，应该是在1933年秋天。此时，董健吾把岸英、岸青转移到前妻黄慧光家。董健吾与郑兰芳夫妇一家人从此离开了“松柏斋”--1933年董家换了新奶娘。据这位新奶娘回忆，她去的时候楼下铺子租给一家帽子商店，董家仍然住在楼上。这应该是董的新家。

作为中共特科的联络点、情报和交通站的“松柏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为历史人物的董健吾，为红色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很多，但是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两件事:

一、作为信使，董健吾把蒋介石希望与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传达给了延安。

1936年1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宋子文请其姐姐宋庆龄帮忙，寻找中共的人给延安传“口信”。宋庆龄就把任务交代给了董健吾。为此，蒋介石亲自在宋庆龄母亲家的密室里接见了董健吾，并说了一段给中共中央的“口信”。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蒋介石的“口信”，这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及后来国共合作抗日等历史事件的处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当时的电文中多次提到的“周续吾兄”，就是董健吾。

在1936年间，宋庆龄已经知道董健吾是中共“特科”的人，而董健吾不知道的是，宋庆龄其实也是中共的“特殊党员”。

二、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许多中共领导人被杀，他们的子女没人抚养，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白区上海成立托孤园，这就是董健吾负责的“大同幼稚园”。

1930年底，董健吾创办了名义上是上海基督教“互济会”出面，而实际是由宋庆龄资助和他变卖本人田产筹款的由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该园专门收养中共烈士和领导人的子女，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是由他收养照顾的，以后又由他通过张学良将岸英、岸青送到苏联。

1960年，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周续吾，就是护送斯诺(去延安)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周续吾。”(《东方特工在行动》，文汇出版社，P227)

就是这样一位老革命特工董健吾，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于1970年12月12日因病在上海黯然谢世。

1978年9月，李维汉亲自证明董健吾的革命经历，使董获得平反昭雪，从此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