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董健吾身着神职服装走进古玩商店经理室，照例先冲好一杯进口的咖啡，然后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翻阅刚刚送来的中外报纸。突然，他被一条消息所吸引:

昨天傍晚，一艘待命驶往南昌的客轮停泊在码头，穿戴不一的旅客蜂拥上船。这时，一辆美式轿车戛然停在码头上，先走下两个腰插手枪的便衣刑警，旋即又走下一位身着长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故作有派的样子起步登船。随着“啪、啪”两声枪响，他当即倒在了码头上……

恰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信号似的敲门声。董健吾知道是自己的同志到了，热情地说:

“请进来!”

屋门打开了，走进一位阔气的中年客商。他随手轻轻关死屋门，把右手握着的那柄入时的手杖往右手腕上一挂，摘下银灰色的礼帽，取下架在鼻梁上的方型墨镜。来者原来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潘汉年。潘汉年笑着问:

“董老板，在忙些什么?”

董健吾请潘汉年落座，旋即指着报纸上的那条新闻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正看有关你们的‘杰作’的消息。”

潘汉年用眼扫了一下报纸，微微地摇了摇头，说一句“我正是为这条消息来求你”，遂又讲起了有关这条消息的来龙去脉。

为了配合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进行，需要前方有战争经验的同志来充实上海的秘密工作。然而，其中有一个在江西从事机要工作的干部刚到上海，就投敌变节，并把他掌握的中央苏区有关的机密报告了敌人。国民党设在上海的特务机构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叛徒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决定派人把他护送到江西南昌，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掌握的所有机密。

潘汉年通过内线，及时地获知了这个叛徒到达上海后的一切活动，并随时向中央保卫机关的负责人陈云做了报告。经和陈云、康生研究，为了确保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顺利进行，决定在上海处决这个叛徒。交由康生负责的三科执行。遂演出了码头狙击叛徒的好戏。

当日深夜，潘汉年又通过内线获知，叛徒被击中一枪，子弹从颈项穿过，竟然没有死去，当即被租界捕房送入仁济医院抢救治疗。潘汉年顿感情势严重，立刻向党中央做了报告。很快，他又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为了确保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下党的机密不被叛徒出卖，趁这个叛徒伤势严重，几度陷入昏迷的情况下，把他击毙在医院中。

仁济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附设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平时，医院有着良好的医疗秩序，一般看门诊的病人是不准进入住院区的;就是探视住院病人的亲属，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时下，敌人清楚这个叛徒被狙击致重伤的原因，在他的病房门前，设有专门人员看守，想接近这个叛徒是困难的。怎么办?潘汉年和助手们共同认为:若想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处决叛徒的计划，必须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病房四周敌人布防的情况，而要完成这样一项特殊的侦察任务，又必须找到一位和教会有关系的情报人员，打着宗教的旗号，进入病房区巡视。这时，潘汉年和他的助手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董健吾。

董健吾深知这项使命的严肃性。他受命之后，找到医院中一位和自己很熟悉的牧师，在一般的闲谈中，获悉这个叛徒住在隔离病房，专由巡捕房警务处所监守，防范甚严，非经特许，不准接近。接着，他又以关心病人为名，和这位医院中的牧师视察了所有的病房。他还发现，在这个叛徒的病房门口还有两名武装巡捕监守。他回到自己的古玩商店以后，通过关系向潘汉年做了汇报。

潘汉年摸清了叛徒的病房位置，但他却无法把我们的保卫人员打入医院，进入隔离病房，越过武装巡捕的监守，去处决这个倒在病床上的叛徒。他只好再次要求董健吾利用和医院中的那位牧师的特殊关系，做好有关医务人员的工作，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处决叛徒的方案。

董健吾遵命再次拜访了这位有正义感的牧师，并在他的帮助下，说服了值班的护士，很快和潘汉年共同密商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

当夜，特科保卫人员化装成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护士和牧师的带领下，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门口，出奇不意地制服了监守的武装巡捕，闯进病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这个叛徒的性命，然后越墙逃出医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安全地撤离了。

潘汉年指挥的这次行动，由于是在武装巡捕监守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因而无论是对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员，还是对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的人员---尤其是那些叛变投敌的败类，都产生了岌岌可危的恐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