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共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经历了多次反复。

据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会议的地点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曾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过。他们认为，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但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三是那里的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

中央领导通过反复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安塞计划放弃后，有关部门又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枣园树木密集、高大，便于隐蔽；离中央领导住处较近，便于及时汇报与沟通；枣园的物资较安塞充足，便于采购和供应。然而，待一切就绪后，却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而且水质也不好。加之代表们的住宿也成问题，这样，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最终还是放弃了。

后来，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最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了延安杨家岭。

礼堂的地基是原有的，这座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砖木结构、茅草覆顶的礼堂在遭受火灾后留下了废墟。会址确定后，李富春便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重新设计了建筑方案。杨作材加班加点拿出了两个修建方案。一个规模相当宏大，足够全部中央机关人员在一幢建筑内工作。李富春看了这个方案开玩笑说：“你不是想在这个地方建都吧？”另一个方案因为比较实用更像个开会的地方，便确定了下来。

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义务劳动。但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因为是严格保密的。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修建，1942年完工。整个礼堂建筑朴素大方、壮观美丽，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今天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宏伟建筑”了。这也是当年延安唯一的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因为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七大会期总共50天，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中共中央构筑了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由于战乱，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其中有不少人来自沦陷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甚至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内部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同志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时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途中。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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