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延安清凉山的延安新闻纪念馆
在数字传播时代,纸质媒体已被看成是过时媒体。但是报纸的历史作用不能忘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近百年来,党报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从为生存而斗争逐步走向兴旺发达的道路,既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也总结出一整套办报理论。5月16日,是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解放日报》正式出刊纪念日。我们特发此文,与大家一起来回忆这张报纸走过的历程。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的报头
毛泽东写了七个报头任其挑选
1941年5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为适应世界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首任《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和总编辑杨松
5月14日,博古在延安清凉山主持召开了《解放日报》第一次编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调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张映吾、曹若茗、王楫、杨永直等。在这次会上,博古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立场鲜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与研究国内外形势。总编辑杨松报告了中央批准的办报计划,决定5月15日试刊,5月16日正式出刊。接着,博古十分高兴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已为我们的报纸写好了报头。他一连写了七张,你们看看选哪张好?”最后听取了排版人员刘立夫的意见,选了一幅“不长不短,字体也好”的作报头。
第二天,用边区自制的马兰纸印刷的试刊,大型报纸《解放日报》按期出刊了。第一版登有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和博古写的通讯。5月1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长篇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社论。博古也撰写了《谣言与烟幕》等社论和时评。
《解放日报》很快受到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同时受到国内外读者广泛关注。有的民主人士感到十分好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北偏僻的贫穷山沟里,怎么能对世界形势作出如此深刻观察与正确判断?”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
以“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进行整风
1942年初,亲自抓党报与新闻宣传工作的毛泽东渐渐觉察到《解放日报》的弱点和不足。在版面安排上,一版发要文和欧洲消息,二版是远东新闻,三版是国内动态,四版上半版是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内容,下半版是文艺与专刊。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师哲对《解放日报》的内容比例不当也很有看法。他认为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并发表了不少社论,而对国内新闻,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报道太少。于是,他写了一个报告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在1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让人读了师哲的报告,接着他要大家都发表意见,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
事也凑巧,2月初《解放日报》又出了一个问题。在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会上又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可是,这两次极其重要的演说消息,《解放日报》却分别在第三版右下方和左下角登载了300字左右的稿子。
油画《<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
3月8日,毛泽东针对《解放日报》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给博古和报社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3月17日,博古在编辑部与报社干部大会上认真检讨报纸的错误,还联系自己过去历史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今后报纸改版的方针、计划,并强调报纸改版要在增强党性上努力。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共同主持了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报纸改版座谈会。博古在会上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立即进行改版。
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出刊了。其第一版是要闻,以头条发表了边区参议会减轻征收公粮公草的决议,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第二版是边区和国内消息,发表了解放区整风动态与抗战捷报;三版是国际消息;四版为副刊。报纸的面目一新,主要内容“以我为主”,加强了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宣传,增加了党的政策与人民群众生活的报道。这期报纸还发了博古写的社论《致读者》。这篇社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指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检查了报纸过去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把报纸办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
报社印刷厂排字车间
毛泽东宴请十六人为副刊写稿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编完百期后,被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她推荐了曾是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的舒群继任。舒群觉得自己以前主要是写作,对编辑工作怕力不胜任。毛泽东知道后,直接找舒群谈话。他坦诚地说,要找个既懂文艺,又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熟悉编辑工作的,实在难找!他诚恳地鼓励舒群:“工作嘛,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学,努力做到点面结合。你是搞文学的,编文艺栏,文学是点,文艺是面。你现在编综合副刊,文艺就是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由点到面地学。反过来也可以促进点的深化……由点到面,你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毛泽东还和舒群商量改版思路,明确增强报纸的党性,并召集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他和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的同时,还邀请了贺龙、王震、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及延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不仅谈话、开会,毛泽东还亲自上阵帮舒群拉稿子,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在《办法》中,毛泽东直接点名提出请陈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16人向副刊提供文化领域的稿件。
既有行政命令,还请客吃饭。毛泽东还特地在枣园摆下两桌酒席,宴请这16人。人到齐了,毛泽东与紧挨着的博古低语了几句,然后起身,在宣读了征稿办法后说:“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毛泽东语言幽默、妙趣横生,严肃而生动,与会者无不感动,接着他热情洋溢地向大家敬酒。
枣园之宴,对《解放日报》副刊稿源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为全党上下努力,共同支持办好《解放日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毛泽东在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信中写道:“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1946年6月30日,毛泽东关于发表揭露蒋军进攻解放区新闻问题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社长余光生的指示手稿
用文字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图谋
1943年7月初,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并准备进犯延安。7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和各分局的电报,说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攻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博古得知战情,当日就召开了编辑会议,进行“宣传攻击”的布置,要求大家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工作。《解放日报》7月8日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写的蒋军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消息;大版面地刊登了朱德总司令分别致西安胡宗南副司令和致蒋委员长等电文。电文揭露了国民党调动军队情况,同时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此文标题特大,电文用四号字排,整个版面很有气势。
在这次与国民党掀起“反共”浪潮的舆论交战中,毛泽东挥毫写了《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美英盟国大不满意》等一些重要消息和社论,《解放日报》还接连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范文澜、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等人批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论著,发表了博古写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的专论。
毛泽东亲自挂帅,博古具体指挥,中共新闻大军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为重要阵地,对国民党试探性的进攻给予了有力回击,致使对方难以招架,迅速表示“误会”,同时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也悄悄撤回。在此情况下,《解放日报》从10月6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发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一场得心应手的宣传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解放日报》的编辑在窑洞里工作
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大批人才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写的稿件,有许多是震惊中外的杰作,并成为新闻评论与通讯报道的写作典范。此外,由于报社和新华社的重要社论和新闻报道等文稿都要经毛泽东审阅,他在审阅时,亲自动笔做了大量修改。
毛泽东在改稿时,往往会把自己的一些重要论点思想、警言妙语,像撒金播银似地注入他人的文章和著作里。在延安时期,报社的许多细心的编辑、记者在读报时,往往能辨别出某文中哪些句段文字是出自毛泽东之手。因而不少人常常会到报社、电台,寻找毛泽东的修改稿来印证自己的判断,同时从中汲取教益,获得鼓舞。
报社社长博古,生性聪明,博学多识,以博古通今闻名,经常撰写社论、翻译著作,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报社编辑黎辛说:“我在报社工作6个年头,很少见他参加娱乐活动,包括春节晚会。”在博古言传身教下,报社的工作人员没有不安心工作的,而且个个都有自豪感,许多人准备一生做编辑、当记者,做党和人民的喉舌。
《解放日报》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它不仅很有效地发挥了新闻宣传的战斗作用,还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干部,当时许多编辑、记者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新闻战线的领导。1945年日寇投降,《解放日报》与新华社抽调十人去东北解放区创办《东北日报》和新华分社;1947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反攻,同时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当年报社与新华社的许多编辑、记者,陆续做了全国各地报纸与新华社的负责人。全国解放后,还有4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许多人后来这样说:”清凉山出人才!“
(部分图片由延安新闻纪念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