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25日，毛泽东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历数十年风雨历程的经验之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面对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既要应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提出新的挑战，同时也要回答他们在中央苏区时提出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和“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高论，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战争观和方法论，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战略与策略，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里程碑。

“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

瓦窑堡会议是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会议，毛泽东为会议作主题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但是，会议在讨论民族资产阶级能否参加抗日问题时产生了分歧，“左”倾教条主义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甚至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样的分歧涉及政治和思想路线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

瓦窑堡会议的分歧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经过认真准备，毛泽东第二天再次发言，认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了“中间势力是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难道这样做，就是对马列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驳得“左”倾教条主义者哑口无言。毛泽东在讨论中还明确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主持会议的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立场和观点。会议最后统一了认识，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

瓦窑堡会议后第二天，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澄清瓦窑堡会议上党内高层的思想分歧，另一方面更为了纠正长期存在党内而遵义会议来不及解决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报告指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其总的特点是动摇，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左翼有可能参加斗争，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至于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接着，毛泽东在报告中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做了对比，指出：“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报告提出尖锐的批评：“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同瓦窑堡会议决议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标志着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的“左”的指导思想被纠正，为全党进入全民族抗日战争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一起，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逐步付诸实施，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奋斗。会后，中共中央一方面派刘少奇重组华北局，开展白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团结抗日新局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革命经验的总结”

瓦窑堡会议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认为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1936年12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之邀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会议后，与中央红军一起到达陕北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向中共中央书面提出《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即“对战略的意见书”，不同意会议通过的军事战略方针，并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连续开会讨论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会议作决议战略问题由毛泽东起草。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西征、统一战线和陕北苏区工作的同时，按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认真准备写“战略问题”（即后来写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回敬李德的挑战。毛泽东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研究资产阶级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还研究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等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看这些书，是为了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他还组织萧劲光、莫文骅等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讨论理论问题，以开阔思路，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毛泽东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后来由于西安事变发生，没有时间再写而搁笔。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但是，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即使对苏联内战时期的经验，如果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我们应该尊重苏联的经验……但尤其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的特点，即：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以上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依据这些特点，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战争的开始阶段，一般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等。毛泽东强调指出：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这部著作，说：“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又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实践论》《矛盾论》“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

毛泽东初到陕北，在经历了中国革命从曲折、挫折到转折的艰苦磨砺之后，深深体会到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当年，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被一些照搬苏联经验的“洋教条”们污蔑为“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讥笑“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城里才出马列主义”。毛泽东后来回忆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时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1937年七八月，毛泽东应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后来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根据人类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事实，系统地阐明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即：“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却有相同之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特别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毛泽东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论述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时，与中国共产党清算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建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实际结合起来；在论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时，以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为例，说明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次地位的互相转化。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亦即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而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对具体事物不作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不能不失败的。毛泽东特别提醒，“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由于毛泽东精心备课，准备充分，上课时深入浅出，形式多样，语言生动风趣，受到学生的欢迎。听课的许多学员还清楚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毛泽东讲到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加分析，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鲁莽家。一个学员越听越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曾指挥过的一次失利的战况，没等毛泽东讲完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学员的座右铭。

《实践论》和《矛盾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做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证了我们的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毛泽东曾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这样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其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