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过去大半个世纪了，朱总司令在延安窑洞里和我一起补衣裳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追忆至此，我不由得又想起1947年3月底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朱总司令在东渡黄河之前的一件事。

一九四五年，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司令员陪同下视察白洋淀。

(照片中戴草帽、手持猎枪者，从左至右分别为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

后排中间穿军装站立者为本文作者、朱总司令的警卫员管开智。)

我曾在朱德总司令身边担任10年的贴身警卫。每当想起那些岁月，总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怀念之情在胸中激荡……

1937年冬，我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千里步行到延安参加了革命。领导考虑到我年龄较小，曾当过儿童团团员，就把我安排在中央警卫营(中央警卫团的前身)工作。

有一天，我奉命去执行一项任务，骑着马儿一溜烟飞奔到了延河畔。马儿转过一个河湾，我看见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交谈着迎面走来，我立即收住缰绳，可奔跑的马儿还是凭着惯性冲到了总司令身边，我赶忙举手敬礼。总司令停止了交谈，笑容满面地看着我，右手伸向眉宇间，正正规规地给我还了一个军礼。

总司令给我这个入伍还不到半年的新兵还军礼，让我激动得热血沸腾，他伟人的风范在平凡中彰显无遗……

不久，中央警卫营选派我到总司令身边担任贴身警卫。我知道这是组织对我的最大信任，很是忐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经验，不能胜任这项重要工作。我到总司令的办公室报到时，首长似乎已经知道我的到来，立马放下手中的文件。见我有点紧张，总司令一脸慈祥地和我拉开了家常。他问我家在哪里?有多大年龄?参军几年了?什么时候入的党?我见总司令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还非常和蔼可亲，心情也随之放松了，一一回答他的提问。总司令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还鼓励我：“你啊年纪还小，在这里除了工作外还要多学文化，学一些革命理论。”

谈到我们所担负的警卫工作时，总司令既严肃又认真地说：“你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工作的，我们是同志关系。你我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在为党工作，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安全的任务重大而艰巨，马虎不得，粗心不得，任何时候都不能出一点差错!”

“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我心里一热，鼓足勇气回答道。

总司令赞同地说了一声:“好!”

1945年，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陪同下，朱总司令亲临华北战场视察。由于情况紧急，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总司令和聂司令决定着便装出行，我们乘坐一艘木船通过白洋淀湖面。出发时，天空阴得出奇，湖面能见度极低，这给警卫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和危险。总司令身着当地乡民的衣裳，头戴草帽，手握一支猎枪，镇定自若地坐在船头。我则站在总司令和聂司令的身后，右手提着一支装满子弹的苏制冲锋枪，既当“目标”，又便于观察敌情。凭着周密安排，终于确保了总司令安全圆满地完成此次视察行动。

时光过去大半个世纪了，朱总司令在延安窑洞里和我一起补衣裳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记得在闪烁的油灯下，总司令盘腿坐在炕头，右手拿着一根针，边缝补衣裤、鞋袜，边谆谆教导我说：“老百姓说得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干革命，更要提倡艰苦奋斗。”总司令的衣服破得补丁摞补丁，甚至到了没法穿针引线的程度仍不舍得扔掉。第一次见总司令补衣裳，我有些不解，便问道：“总司令也穿补丁衣裳?”总司令听了笑笑说：“总司令不穿补丁衣裳，那谁来穿补丁衣裳?”还没等我开口，他自己答道:“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官兵平等、官兵一致，任何领导都不能搞特殊化!”

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坚持和机关同志一起吃大灶。有一段时间没有菜吃，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司务长考虑到总司令的身体健康，便买了点好菜，准备单独给首长做几顿饭。

总司令得知情况后很生气，当即批评司务长：“人的嘴都是一样的嘛，为啥我要搞特殊呢?!”

那个时期，总司令异常繁忙，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还要带着我们上山挖野菜。我见总司令那样辛劳，生活又这样清苦，心里不好受，壮着胆子给他提意见：“总司令，您年纪大了，肩上担子重责任大，您不能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呀!”总司令见我一脸认真，笑着说：“吃苦耐劳是革命的本色嘛。”

“可您是人民的总司令!”

“总司令也是普通一兵哟!”

总司令关心自己少，却时刻惦记着官兵的生活。那阵子，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物资供应陷入空前困境。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几个月未发一文零用钱，不少单位、学校、部队几乎断炊。总司令在经过视察和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推动边区经济工作的有效措施，同时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开发南泥湾。

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这一重大决策后，1941年春，总司令带着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和有关同志到南泥湾实地踏勘。三五九旅进场开荒后，他又多次去视察，向大家讲解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并对南泥湾大生产作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指示。总司令讲：“军队搞生产是新的养兵办法，自己动手解决吃穿用，既锻炼了思想，又密切了官兵关系，还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好处很多。”

在大生产运动中，总司令为打好南泥湾垦荒战役，将身边工作人员一部分留在延安，一部分抽到那里开荒，总司令也经常抽空下地干活。当时，总司令已年届60，却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带着干粮和水上山砍荆棘、除杂草、选地、翻地，劳动累了，总司令就带头喊号子，为大家加油鼓劲。

总司令还带头纺线织布，上交边区政府。他还把身边工作人员组成生产小组，在延安王家坪开垦出两亩多菜地。我们当中有几位没种过菜，总司令就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播种，如何施肥，如何浇水。空闲时间，他还带我们到路边上、野地里去拾牛粪、马粪做肥料。很快，蔬菜不仅长势喜人，而且品种多、产量高，在整个边区声名远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还展出了总司令亲手种出的一个大冬瓜。

追忆至此，我不由得又想起1947年3月底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朱总司令在东渡黄河之前的一件事。

临行前，总司令召集中央警卫团连以上干部开会说：“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是无法补偿的!”他还指示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战士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总司令说着让我把他的高倍望远镜拿来，亲手交给骑兵连长，说：“你们担负着武装侦察任务，是中央的耳目，拿着它去发挥作用吧!”

……

新中国成立后，我遵照朱总司令的安排，南下西南参加地方政权建设工作和征粮、剿匪工作。在离开总司令、离开中南海时，他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分别给我亲笔题词，至今一直激励、鼓舞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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