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已有不少的文章论及，本文仅就朱德同志在民族工作方面，为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实行，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定，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所建立的不朽功勋，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一

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核心思想。我们党历来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这是我们对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朱德同志的一贯思想。朱德同志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身体力行，堪称是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光辉典范。

朱德同志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痛恨一切民族压迫和剥削。参加革命后，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根源。因此，他坚决主张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红军长征中，经过了不少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始广泛地接触到苗、瑶、壮、土家、侗、布依、白、纳西、羌、回等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长期推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根本不被当做人看待，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以后，积极宣传党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明确宣布要解放各少数民族。在四川大凉山彝族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毫，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这张通俗易懂的布告，既讲明了红军的性质、任务，又讲了红军的政策、纪律；既揭露了反动军阀的民族压迫制度，又宣传了我们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和彝族人民应享有的权利，在彝族群众中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不仅如此，长征中，朱德同志还努力把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付诸实践。当红军解放了越西、冕宁等县后，在冕宁县召开了彝、汉群众大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并且当即宣布废除国民党承袭下来的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欺压彝族人民的“换班座质”制度。红军打开监狱，释放了500多名在押的彝、汉群众，感动得那些蓬头赤脚、披麻布毡的彝族同胞连声高呼：“红军瓦瓦若”（红军万岁）。彝族的“换班座质”制度是典型的民族压迫的枷锁，它规定：为确保彝族人民归顺汉族统治者，彝族各家支必须派一头人到县城坐牢，作为人质。坐牢的“质彝”可以子代父，侄代叔，弟代兄，但只能顶替换班而不能终止。由于红军废除“换班座质”制度这一具体行动，体现了党的解放各民族实现民族平等的政策，因而深受彝族人民的敬佩。广大彝、汉群众都说红军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打国民党去”，在两三个小时内加入红军的就有七、八百人之多，其中彝族奴隶群众有一百余人，被单独编成了一个连队，称为“倮倮连”。

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就必须建立起少数民族自己的武装力量。朱德同志认为，这是少数民族人民谋求自己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所不可少的条件。少数民族人民只有建立了革命的武装，才能同反革命的武装作斗争，保护各族人民的利益，巩固革命的政权。因此，朱德同志十分重视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长征时期，四川越西、冕宁等县解放后，针对国民党军阀苛捐杂税重重，彝汉人民不堪重负的现实，在朱德总司令的关怀下，红军帮助冕宁县彝、汉人民建立了抗捐军，几天内就发展到几千人。他们组织彝、汉人民同国民党二十四军和军阀邓秀廷作斗争，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这支革命武装得到了各族群众的称赞：“抗捐军，好威风，红色标志别在胸，手持铁矛和刀枪，打倒土豪是先锋。”1936年初，朱德等同志率领红军进入甘孜藏区后，在成立各级博巴政府的同时，建立起博巴独立队、游击队、赤卫队、骑兵大队等革命武装。这些藏族人民的武装力量，在配合红军打仗、镇压反革命捣乱、维护革命秩序、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还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坚持民族平等，前提条件就是要尊重少数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样才能团结最广大的少数民族民群众。为此，红军一再明确宣布：“回番民宗教信仰自族由”。在回民区，规定“禁止入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人毁坏回民经典”。在藏区，不准进入喇嘛寺等。朱总司令在云南和甘南，曾多次亲临清真寺，与其教民首领谈话，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红军离开这些地区时，有的教民首领组织教民列队欢送，有的还组织教民参加红军。

由于党和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热爱。1935年2月，在广西龙胜县越城岭观音顶岩上刻有这样一首诗：“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表达了瑶族人民对朱德、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深切怀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篇章。建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的政策、法令。朱德同志不仅参与了这些政策、法令的制定工作，而且在百忙之中，经常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到北京参观、学习的少数民族代表。从1949年到1965年的10多年中，朱德同志先后接见各少数民族参观团、学习团达60余次，并作过许多重要指示，表现了朱德同志对少数民族无微不至的关怀。

朱德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各民族的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且是关系到边防建设的大事情。我国的边疆地区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边防工作和民族工作是紧密联系的。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对于巩固国防、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极为重要。1952年3月，朱德总司令在接见西南各民族参观团时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友爱互助的大家庭。但是，帝国主义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除了企图用武力征服我们以外，还秘密派遣间谍特务与残余的蒋匪帮间谍，渗入到我们的边疆和内地进行破坏活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警惕。朱德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在一切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发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在一切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中树立民族团结、爱护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要各少数民族都了解：和帝国主义一切破坏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是各族人民建设幸福生活、走向光明前途的必要条件”。

朱德同志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了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必须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即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我国内部民族关系上的表现。大汉族主义要表现为汉族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不尊重少数民族的特点、习惯、意愿和正当权利。地方民族主义的局部利益，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不愿意接受其他民族的经验和帮助，甚至产生排外情绪等狭隘思想。朱德同志说，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外来汉族干部中必须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全心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同时在少数民族中必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为这种民族主义也是同样防碍民族团结的。很明显，只有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较先进的汉族人民的帮助之下，少数民族地区才能迅速地建成社会主义。

二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项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政策。朱德同志为这一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提出各民族自治的主张，动员少数民族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早在1929年1月，由朱德和毛泽东署名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就指出：“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红军长征时，朱德总司令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又提出：“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虽然这些主张还很笼统，很抽象，甚至有的不切合中国的实际，但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寻求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而且朱德等提出来的这些关于民族自治的主张，对于动员各族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二）创建各级博巴政府，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经验

“博巴”是藏语音译，意为藏族或藏人。博巴自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藏族自治政府的简称。1936年初，朱德等同志率领的红军左路军在解放了康北高原的道孚、炉霍、甘孜一带以后，为了推动革命的深入发展，在2月到4月的两个多月中，先后在上述3县建立了博巴政府，县以下还建立了区、乡两级博巴政府。同年4月15日，在各县博巴政府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自治博巴政府。朱德同志主持成立大会，藏族格达活佛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各级博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1）为红军筹办粮食、柴草、羊毛；（2）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3）向逃亡在外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回乡生产；（4）接济贫苦农民的口粮，帮助群众生产；（5）为红军派向导、通司，帮红军张贴布告；（6）安置红军留下来的伤病员等等。这些博巴政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组织和领导人民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进行土地革命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甘孜博巴政府在半年内就组织白利寺僧俗群众交纳的“拥护红军粮”有青稞134石，碗豆22石；支援军马15匹，牦牛19头。红军北上后，留在康北藏区的伤病员多达3000余名，其中绝大多数被博巴政府领导人民救护或转移。特别是格达活佛，由于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将军的关怀和教育，由于他的亲身体验，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非常信任，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为博巴自治政府的筹建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博巴政府建立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张国焘分裂逃跑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如机械地照搬苏联的模式，不恰当地强调民族独立等。但是，博巴自治政府的建立以及提出的一系列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在藏族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我们党民族自治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早的实践。这种尝试对后来我们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三）维护祖国的统一，为逐步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而奋斗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结了我们党十多年来特别是长征时期在民族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建立统一的国家”。这就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同民族分裂分子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与会代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在祖国的大家庭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并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内蒙古自治政府是我国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省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府，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来贺电，深情地祝愿：“曾经饱受苦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的领导之下，正在开创自己自由光明的新历史”，并且深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作，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诞生，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化、法律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朱德同志这个时期又为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逐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了不懈的努力。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光荣的职责。但由于历代反动政府实行民族压迫和分化政策以及百余年来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解放前，藏、汉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閡，西藏民族内部也长期处于分裂状况。为了统一祖国，解放西藏人民，促进藏汉团结，1951年4、5月间，朱德同志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5月23日举行的隆重的签字仪式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赞扬了西藏人民热爱祖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高度评价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签订“是中国民族大团结的胜利，对于妄图阻挠和破坏西藏和平解放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则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朱德副主席表示：“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援助西藏人民清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祖国的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永远获得解放，回到伟大祖国的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汉族人民的帮助下，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逐步地改善与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西藏的和平解放，就为后来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条件。在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1959年，全国就相继建立起了4个自治区和1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29个自治州，54个自治县，这是我们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伟大胜利。

三

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达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朱德同志在70多岁高龄时，仍不辞辛劳，先后深入到广西、云南、四川、广东海南、陕西、甘肃、新疆、东北等少数民族地区视察和指导工作，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农业、畜牧业、交通、文教等事业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一）朱德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方面的根本任务

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剥削、掠夺和破坏，中国成了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少数民族地区更是痛苦不堪，有些地方仍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因此，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党的工作重心就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应该努力发展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早在1952年，朱德同志就指出：“发展生产是各少数民族在得到政治上平等以后，继续向前发展，使自己逐步脱离落后境地的关键。”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必须逐步地去做，必须努力地、认真地去做”。这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方面的根本任务，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朱德同志提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在工业生产方面，朱德同志1958年视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指出，一定要注意发展满足本地需要的地方工业，例如日用品轻工业、建筑材料工业、食品加工工业等。同时他又谈到要发展满足全国需要的工业，朱德同志说，新疆地区辽阔，有170多万平方公里，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都在这个区域里，地下矿藏丰富，特别是石油、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煤炭等极为丰富，你们必须大力发展这些工业，以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在农业方面，朱德同志对新疆大量开荒倍加赞赏。他说，你们计划开1亿亩荒地，在全国也是一件大事。新疆有几个盆地，几个大山，山上长草可以放牧，盆地只要有水，即可开成良田，在许多地方不亚于塞内的江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开荒方面已经树立了榜样。自治区今后一定要大大发展粮食生产，同时要大力发展棉花、油料、瓜果等，使新疆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瓜果等生产基地之一。朱德同志非常重视农业的水利建设，认为水利是农业增产的主要保证，必须大搞，山上的雪、地下的水都要利用起来。

在畜牧业方面，1957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一方面论述了畜牧业生产的重要性，他说，畜牧业的发展，不仅在畜力和肥料上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且供应了工业原料和城乡人民的肉食、奶牛等。同时，牲畜和畜产品，还是重要的畅销出口物资，可以换取大量的外汇。他还说，从长远的发展前途来看，畜牧业（特别是发展生猪和奶牛）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发展畜牧业问题是值得我们全党重视的。另一方面，他具体地分析了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广西、云南、贵州、广东海南岛等地发展畜牧业的不同特点，强调“只要根据不同的特点，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每一个地区畜牧业生产是能够大大发展的，我们的畜牧业是大有可为的。”

在交通运输方面，朱德同志认为交通运输是发展工、农、牧业的先行。特别是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过去交通十分落后，发展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对于巩固国防、繁荣各族人民经济有重要意义。建国初期，毛泽东和朱德对修建康藏公路十分关心，派出大批的筑路部队修筑康藏公路。这条公路的起点是西康省康定，终点是西藏首府拉萨。沿线经过绵亘千里的高山深谷，越过水流湍急的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等天险，工程异常艰巨。中国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和康藏地区的各族民工，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52年11月20日康定至昌都段正式通车，比计划提前了五十天。通车前夕，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都题了词。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同志的题词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任务而奋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勉励，给了筑路部队和各族民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朱德同志十分关心和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1950年2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的藏民研究班开学典礼上，朱德同志出席并讲了话，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党的民族政策，认识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情况。1951年6月1日，中央民族学院举行首届开学典礼，朱德同志莅会指导。此后他多次接见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的少数民族应届毕业生，鼓励他们走上社会后，要为发展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作贡献。朱德同志在新疆视察时，也专门到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看望各族师生，检查党的教育方针在新疆地区贯彻的情况，询问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问题，并指示学校教育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三）朱德同时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方法、步骤等问题

社会改革包括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他说，少数民族地区要真正发展，必不可免地要进行适当的社会改革，铲除那些历史给我们遗留下来的阻碍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因素。这里可以看出，朱德同志把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看成是少数民族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他认为只有进行适当的社会改革，各民族方能繁荣进步。否则，民族就要贫穷。其次，朱德同志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尊重少数民族大多数人的意愿，并且要注意方法和步骤。1957年，他在讲到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就指出，由于牧区的情况很复杂，发展不平衡，改造的进展不能强求一致，具体做法也不能完全相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牲畜是一个活东西，必须注意牲畜的保护和发展。因此应该竭力防止牲畜遭受损失和破坏。他还说，对于牧主的改造，小牧主可以允许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双方愿意）。对大、中牧主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骤可以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凡是游牧的地区，应该首先定居下来，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里应该特别提到，朱德同志对西藏的社会改革倾注了极大的心血。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被迅速平定之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在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朱德同志热情地称赞这个决议体现了党和国家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符合西藏劳动人民长期以来的愿望。一年后，当西藏的民主改革取得了伟大胜利时，朱德委员长又高兴地说，现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封建农奴制度被捣毁了。百万农奴翻了身，分得了土地，并且已经有10万农户参加了互助组。他说：这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取得的巨大胜利。朱德同志号召藏、汉各族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发扬艰苦奋斗的伟大革命精神，为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朱德同志的民族思想和实践，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在纪念朱德同志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学习和研究朱德的民族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巩固国防，建设四化，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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