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合影。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70多年了。在这7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发展阶段，发生了创建新中国、成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次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然而，这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今天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具有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第一，这篇讲话在系统总结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方面，占有开创性的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打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性论等，曾经起了思想启蒙的进步作用。但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肃清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革命文艺中的指导地位，就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即使在当时的革命文艺阵营里面，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把自己看做是高于工农大众的社会精英，躲在精神贵族的“亭子间”里过生活，远离实际，脱离工农群众，在那里孤芳自赏，自我表现。尽管他们的文艺作品在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弱点大大降低了这种作用，导致了革命文艺理论的混乱。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对延安革命文艺队伍的思想作风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革命文艺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充分肯定了作为革命斗争文武两个战线之一的文化战线和文武两支队伍之一的文化军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指明了革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这个根本方向就是，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个根本问题，并在转变立场、转变态度、转变工作方式上下功夫，最终到达革命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火热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文艺创作之路。因此，这篇讲话发表之后，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引发了革命文艺工作者下基层的热潮，从而催生了一大批导向正确、艺术水平高、雅俗共赏、特别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形成了革命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哺育了几代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大家。这启示我们，文艺理论创新必须紧密联系和直面文艺界的思想实际，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解决方向、途径、方法等重大问题，才能为文艺发展和文化发展提供转变立场、转变观念、转变作风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第二，这篇讲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占有奠基性的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阐明了经济基础和包括文化思想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正确地阐明了一定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同社会阶级存在的相互关系，正确地阐明了文化思想的源泉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革命文化理论也曾经受到苏联文化论争的影响，走过弯路。只有毛泽东同志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才第一次正确地阐明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方向，第一次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建设纲领，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和阐发，为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理论创造了前提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理论的诞生。这篇讲话从文学艺术的源泉出发，围绕着文艺建设上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个核心问题，系统阐明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包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革命文化同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问题，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这篇讲话还有针对性地批判了抽象的“人性”、“人类之爱”等错误观念，澄清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动机和效果、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关系问题上的许多糊涂思想。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这篇讲话，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理论的系统形成，并且使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在凝聚民心、鼓舞民心、赢得民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这启示我们，文艺理论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实际，并且辩证科学地剖析各种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才能在澄清大是大非的过程中确立起指导地位。

　　第三，这篇讲话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占有开创性的地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篇讲话在系统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化发展基本经验的过程中，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理论的过程中，在当时的中国竖立起一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根本方向的旗帜。

　　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关乎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抉择。文化旗帜正是这种历史抉择与较量的集中反映。当时存在着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一种是国民党政府所倡导的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文化，是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统治合法性服务的。一种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西方人文主义文化，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进步意义，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同盟军，另一方面又具有空想的色彩，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实现。还有一种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将来的发展道路是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毛泽东同志继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又在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先进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中，鲜明地竖立起了一面旗帜，这是继五四运动以来竖立的又一面引领中国先进文化走向的旗帜。这面旗帜牢固地确立起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权，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文化力量，结成浩浩荡荡的文化统一战线，为在政治上、经济上集中地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坚强的文化支撑。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基础上，针对思想和文化建设上的“单打一”等片面化、绝对化倾向，提出了“双百”方针。在如何正确对待古今中外一切人类优秀文化的问题上，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既同全盘西化倾向划清界限，又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终于在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传统、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先进文化建设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运，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大幸运。这启示我们，在文化发展方向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同样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只有同各种“左”的和右的文化思潮划清界限，排除干扰，才能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李 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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