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杨家岭革命旧址，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生地。延安文艺座谈会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它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历史的必然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步骤，旨在解决当时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其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

“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界，在思想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突出；在行动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不愿意接触工农兵。

当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人的罪过。”他号召“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

一言以蔽之，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这样，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具有历史必然性。

座谈会前，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

由于党内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外部日军的疯狂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中共中央一直没有专门的时间与精力解决文艺界的问题。一九四一年，在解决了军事、经济等一系列危机之后，中共中央腾出手来进行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的“延安整风”运动，下决心解决文化合力问题，确保文艺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

召开座谈会绝不是某个人的偶然提议，而是中共中央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进行的。为了召开好“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当时给许多作家写信，找许多作家谈话。毛泽东亲自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有：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萧三、罗烽、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毛泽东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的人员有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对于上述文化人中间的一些重点人物，如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毛泽东多次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联手发出请柬，邀请一百多位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而鲁艺受邀师生占到半数左右。

座谈会上，与会者争论得异常激烈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五月二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先后开了三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直到五月二十三日晚上结束。会上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五月二日，毛泽东讲“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着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消灭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还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

五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了，毛泽东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认真作了记录。据出席会议的温济泽回忆：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得很激烈，那种民主气氛是后来难以想象的。

争论下去自然不是办法，总要有个结论。这个结论自然就由毛泽东来做。为此，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毛泽东向中央通报了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也介绍了他准备给座谈会作结论的大致内容。他还明确地提出：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很浓厚，整风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战。

五月二十三日，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气氛更加热烈。先是由与会者发言，到了下午，朱德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批准；不要怕说“转变”思想立场，不但要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自己就是从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为什么不该颂？”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a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艺术家们的欢迎。

晚饭后，由毛泽东作结论。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在“结论”中，毛泽东还根据他先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八种观点。

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讲话》讲到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痛处与心坎上，他们以前空有热情而不知所措，如今他们找到文艺应该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方向了。

座谈会后，毛泽东又连续两次发表文艺问题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后，毛泽东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第一次是五月二十八日的“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在上层领导中强化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和成果。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毛泽东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次是五月三十日在已经搬到桥儿沟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在下层强化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和成果。他提出了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指出只有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在“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毛泽东希望以鲁艺为典型，推动“延安文艺”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真正实现。至此，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内容，算是一锤定音。沸沸扬扬的各种文艺观点，终于尘埃落定。

为了确保文艺为革命战争主体的工农兵服务，中共中央在随后展开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还配套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要求文艺工作者自我反省与相互检查，文艺下乡，以及把《讲话》确定为党的文艺方针等。

《讲话》全文的正式发表，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它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

十月二十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讲话》精神适用于文化部门和党的工作部门，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也是解决人生观、方法论的材料，要普遍宣传。”

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讲话》的正式定位，使它成为了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这也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强大功能进一步凸显出来了。

《讲话》正式公开发表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学习《讲话》的高潮，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彻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形成了强大的文艺创造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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