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先后召开过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过七次，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召开过十二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革命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期间,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特殊、艰辛而有趣的故事，创下了多个与众不同的“第一次”和“之最”。它以团结、胜利的大会被载入史册。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成立至今，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的成长壮大过程，由一个起初只有50多个成员的革命团体发展到近9000万党员的伟大政党，由为救亡图存、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继而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而领航掌舵的党。

国家和民族能有今天的崇高地位，社会主义建设能有今天的辉煌成果，人民群众能有今天幸福生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历届中央全会，在领导中国人民砥砺前行的奋斗征途上，则发挥着极大的组织、导向、激励、推动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历史上，先后召开过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过七次，新中国成立至今召开过十二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的中心任务和目标是组织领导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这一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大体脉络是：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有了真正代表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二大正式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暂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注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党的三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确定促进国共合作的方针，目的在于团结和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阵营与力量，抵御外敌、打倒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争取民族的独立与人民大众的解放。四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科学完整的阐述，但是没有具体的实施举措。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的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是没有及时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问题等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所以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以图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如何求得民族的独立解放，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和认识过程。尽管党成立后的每次代表大会人员、地点不同，主要议题和内容不同，会议成果和意义不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尤其是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使中国革命走了不少曲折弯路，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没有动摇，初心没有改变，砥砺前行的步伐没有停止。

回过头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准备最充分，规模最宏大，最富有成果和影响力，最为成功的当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七大期间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特殊、艰辛而有趣的故事，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多个与众不同的“第一次”和“之最”。可以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

其一，七大是党的历史上相隔和筹备时间最长的一次大会。

党的六大是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七大直至1945年4月至6月才在延安召开，中间相隔17年之久。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会议酝酿和筹备时间前前后后长达14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有过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

按照惯例和最初计划，党的七大原定于1931年召开。后因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遭受到敌人的严重破坏，随后中共中央迁移到江西苏区办公。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又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党忙于领导对敌斗争和反“围剿”战斗，召开党大会的事只好推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领导机关随红一方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进行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关于尽快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并成立了准备委员会。但是，由于抗日战争进入到最紧张、最危急的关头。侵华日军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两个战场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难于组织有效的抵抗，大半国土和一系列重要城市相继失馅。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刚刚在山西战场初步站稳脚跟，尚未完成在整个华北的战略展开；而新四军则刚刚组建，部队尚未集中完毕。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一要务是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进行抗战和推动全面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难以抽出时间完成七大的准备工作。前方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也由于军务在身，难以脱离部队回后方参加七大。除了战争以外，王明1937年11月从莫斯科回国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造成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分歧，一度在党内形成两个中心，思想和步调不统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七大的按时召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肯定了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同时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和右倾错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了全党的步调，这就为七大的召开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创造了条件。会上并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还规定了七大所要完成的中心任务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规定了七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动员全党“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之”。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会议作出的决议，先后选举产生了出席七大的代表。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原定在1939年召开的七大，不得已又一延期到1940年。随后又因为战局变化和党内整风等原因又几次推迟，直到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时间持续11个月的中共六届七中（扩大）全会。会议认真讨论和修改为党的七大所准备的文件，并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完成了七大的各项预备工作。1945年4月23日，七大正式开幕。

七大在筹备过程中先后五次延期的原因，归纳起来，一是残酷的战争环境和落后的交通条件限制；二是党和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多数在前线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战事紧张难以脱身；三是王明错误思想和路线的干扰；四是为解决历史问题和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而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和最后形成共识，也相当费时费力，也占用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其二，七大是代表们集中最艰难，相当一部分代表是依靠双脚步行数百里甚至千里跋涉，冒着风险出席的一次会议。

烽火战争岁月，腥风血雨的年代，做什么事都不容易。举办个大型会议，不像现在那么简单方便，只要通知发出，与会人员一两天内甚至当天就可以集中到场。当年的七大代表，多数来自沦陷区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一没有现代化的交通条件和工具，二又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还要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与封锁线，到延安的路程可谓山重水复，曲折坎坷，甚至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出席七大会议代表的集中，差不多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早在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规定了七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动员全党“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六中全会结束后，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会议作出的决议，先后选举产生了出席七大的代表。随着各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原有的代表名额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又进行了补选和调整。1939年，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大会议的正式通知后，远在外地的一些出席会议代表就开始交接手头的工作，启程奔赴延安。不少代表要经过日军占领区或国民党的统治区，沿途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不光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且敌情复杂，险象环生。基本没有车辆可乘坐，少数人可以骑马，更多的是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为了安全起见，有的化装成农夫、商人、小贩甚至乞丐，有的是由地方游击队掩护或通过敌伪军中的秘密关系护送上路。其中有的代表在路上就遇到过敌人袭击身负重伤，还有代表牺牲在奔赴延安的征途。据档案资料记载，广东、浙江等南方9个省区的代表，在中共华南局驻地会合后，化装组成“服务团”，白天隐蔽，夜晚行军，时常一夜行程五六十公里，饱受风霜饥饿之苦，沿途曾几次遭遇日伪军的袭击，几次走散又重聚，跋涉穿越十多个省区，一年多时间才抵达延安。就连当时在中共华中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接到中央让回延安参加七大的通知后，也是绕道多处，历经艰辛，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1942年3月底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然后由鲁南军区鲁南铁道游击队一路护送，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沿途穿越103道封锁线，行程3000多里，于当年12月底才安全到达延安。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环境下，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多么地不容易！

其三，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所召开的规模最大、出席会议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党的一大，出席代表13人，代表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二大时有12名代表，代表了当时全国的195名党员；三大有30多名代表，代表了当时全国的420名党员；四大有20名代表，代表了当时全国的994名党员；五大代表是82名，代表了当时全国的57967名党员；出席六大的代表142名，其中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了当时全国的13万名党员。到七大时，出席大会代表共计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当时全国的121万党员。代表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七大代表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20岁左右。无论是全国的党员队伍、党的组织机构还是出席大户的代表人数，都创历史新高。它表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征服和消灭，而且队伍越来越发展壮大，成为领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

其四，七大是完全摆脱了共产国际影响，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从孕育诞生的那一天起，一直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庇护下走过来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注：引自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早期的所有活动背后，都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筹建党的时候，共产国际就派出维经斯基等人前来联系，帮助出谋划策。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一大时，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一大的开幕式上，首先讲话的就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另一个代表尼科尔斯基则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一支下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大到六大，几乎每次大会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而且大都扮演着主角或“导演”的角色。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并作国际形势和国际工运问题的报告；党的四大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并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关于对中共国内问题的报告；六大时，当时国内环境危机四伏，经请示共产国际后，干脆将会议放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区召开。正式会议开始前举行了一次由苏共领导人布哈林主持召开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有关重大问题与中共部分代表交换意见。在正式会议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另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大会。只有党的二大好像没有共产国际代表亲临到场，但是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会议所通过的六个重要决议中，三个都是于共产国际有关的议题：《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会议所通过的党章就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据考证，五大之前党的主要领导陈独秀、李立三都先后曾试图摆脱共产国际的制约和掌控，但是都没有成功。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更加突出地强调了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六大所通过的《党章》修改稿，第一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第二章关于党员条件中又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在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方面，要求党员及地方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并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也就是说，中共的一切活动，都得请示和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

其实，共产国际早年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国民党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对国民党的的重视程度大于共产党。他们对当时年轻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放在眼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面临的最大暗处，除了自身的困境，就是苏联共产国际这个最有力的支持者指导着，一直都不看好中国革命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搞成。1940年，斯大林就讲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直到1944年，他还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是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意思就是说，正派的黄油是什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所以中共不是真正的黄油而是人造黄油。”（注：引自金一南《浴血荣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0页）

当然，要承认，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艰难日子里，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对中国革命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的，特别是中共建党初期，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给与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持，北伐战争时期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苏联驻中国使领馆人员和共产国际的一些代表曾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但由于共产国际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重用了一些只会热衷背诵马列词语而不研究中国革命实际的人，比如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派到中国担任红军高级军事顾问的奥托.布劳恩尔（李德），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也是相当严重的。红军长征途中，曾一度同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从大革命和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要走独立自主的路。到延安后，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日趋成熟，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逐步由过去的一味盲从到独立思考，正确的建议就采纳，不符合中国国情、不切合实际的就不理甚至抵制。延安整风运动中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其中就包含着摆脱对共产国际的盲从和迷信，不再一切行动都要看共产国际的眼色。七大会议没有邀请共产国际的代表，所修改的党章中也基本取消了有关服从共产国际的内容。七大是民主革命时期第一次完全由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主导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会议的筹划准备，出席大会代表的产生、会议指导思想、程序、议题到大会主要文件的制定、党章的修改通过、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核心领导机构的选举，基本上实现了自主化、民主化、正规化、制度化。这也应该是七大的一个创新之举。

其五，七大是中共党史上会期最长、期间举行大会次数最多、大会发言人数也创纪录的一次大会。

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的，通常的说法会议开了8天（由于缺乏准确的史料记载，对此也有9天、11天、14天之说）。从二大以后党的每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间都有明确记录在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会期是8天。党的三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举行，会期为9天。党的四大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会期12天。党的五大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会期13天。党的六大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会期24天。新中国成立后召开了12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最长的是九大，24天。最短的是十大，会期5天。八大会期为13天；十一大会期为7天；十二大会期11天；十三大会期为8天；其余的从十四大到十九大，会期都是7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9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最长的是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正式会议50天，如加上两天预备会，一共52天，会期也创下历次党代会之“最”。

其实，原定会期较短。可在大会开始后，特别是在听了毛泽东主席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代表们普遍反映讨论消化时间不够，纷纷要求会期延长。大会主席团为此作了专门讨论，考虑到代表们集中一次不易，便决定延长会期，让与会代表畅所欲言，进行充分的学习、讨论和交流。会议期间除按照代表团分组进行学习讨论外，先后举行了21次全体会议。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倡导大家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所做的重要报告和会议文件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各抒己见，其中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除了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外，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共有26人作了大会发言。他们的发言，有对中央工作的肯定和歌颂，有对会议精神的理解和建议，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生动活泼，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欢迎。这样以来，七大就成为党的历史上会期最长，举行全体会议次数最多，大会发言人数最多，民主气氛最浓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其六，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会议。也是与国民党的第六全国代表大会在同一时期举行的一次会议。

党的一大到六大，都是在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共、“剿共”的时代背景下秘密举行的。而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召开的，会议时间、地点和主题都向全国人民公开化，光明正大地亮明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也可以说是同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叫板的一次会议。正像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所讲的“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注：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3页）这样坚定的自信和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号召，也是七大承前启后的亮点之一。

其七，毛泽东在七大脱稿阐述政治报告，是迄今为止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唯一的一次。

七大的中心议题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我党在国内外各种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成为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砥砺前行的伟大纲领。

尤值得一提的是，在4月24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将政治报告的书面稿提交会议后，并没有从头到尾全篇照稿来念，而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就报告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以及相关的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阐述。党的最高领导人作口头报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的一次。

其八，七大修改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党的一大只有纲领没有来得及制定党章。二大到到六大的党章，基本上是参照苏联共产党的章程或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制定的。而七大的党章，则是在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控制和影响后，根据中国的国情实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要求，独立自主修订的。七大党章共十一章七十条。它的主要特点：一是在党章上第一次增加了总纲部分。总纲是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总纲第一次系统化地总结了党成立二十四年来的斗争经验，以简洁的文字阐明了党的性质与理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二是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三是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第一次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由此确立了党的根本宗旨。四是更加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了详细的规定。七大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尽管对党章也做过多次修改，内容有增有减，条目有所变化，但基本架构和模块还都是参照七大的党章而制定的。

其九，七大开创了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先例。

几乎每次党代会都要选举中央委员会，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七大的特别之处在于选举过程充分发扬民主，完全尊重和体现代表意志。在选举中先是小组提名，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正式提名，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对于大会的选举，毛泽东一再强调要体现“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要求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第二，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第三，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七大中央委员会的产生，经过了反复酝酿和预选，1945年6月9日进行了正式选举，无记名投票，经过严格监票和计票检查，10日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选举结果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所提出的三原则，把党政军民学、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方方面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及不同知识才能的同志都选举进了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毛泽东在此之前非常关心的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博古、王明等几个人。当毛泽东得知博古、王明等人最终被选为中央委员时，十分高兴地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

其十， 七大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和理论建树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实践和全党智慧的结晶。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造过程、毛泽东所具有的独特的主观条件、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等，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这样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从此以后，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岁月匆匆流失，思想的力量却从未走远。今天，当我们走进延安杨家岭沟口的那座古朴典雅的中央大礼堂旧址，从依然保存下来的七大会场的陈设，从墙上定格瞬间的历史照片，特别是会场上方所悬挂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横幅会标，似乎还能够触摸到历史跳动的脉搏，仿佛听到了七大代表们纷至沓来的脚步，看到毛泽东主席那高大的身影，听到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宏亮声音：“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 

参考资料：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2、《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2006年版；

3、金一南：《苦难辉煌》《浴血荣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4、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5、朱鸿召《延安赢天下》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