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不识丁的童养媳成为了勇敢的红军战士

1913年冬天，四川营山县安化乡一个姓王的贫苦佃农家庭迎来一个女孩，取名乙香。

　　20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小乙香一家处在社会最底层，没有田地，没有房子栖身，是借别人家的一面山墙搭起的茅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乙香六七岁时便不得不像个小大人一样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那时候，她跟随父母外出给人家干活，推磨、养蚕、洗衣服，什么活都干。在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时，小乙香抱着和自己一样高的磨棍，从天黑推到月照东墙。说是推磨，实际上是把磨上的横棍捆在肚子上，用整个身子推着磨盘转，同时也防止困倦摔倒。主人家有时候给几文铜板，有时给点麦麸子。麦麸子拌着切碎了的红苕叶子，便是小乙香一家人的“美味”。

　　贫苦生活锻造了小乙香倔强的性格和刚直的本性。被军阀抓了壮丁的三叔从兵营里偷偷逃跑了，拉兵的头目和当地的土豪便用铁链子锁走了小乙香的父亲，并要王家请客摆平此事。平地起风云，这件事使本来就没有根底的王家不亚于一场地震，小小年纪的乙香毫不胆怯，她冲来人说：“人是你们拉走的，跑不跑我们又不知道，凭什么抓人要钱？”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竟敢如此顶撞，恼羞成怒的恶棍们狠狠地把小乙香揍了一顿。为了平息此事，王家只得把栖身的茅棚卖了两吊钱，给当官的送礼。一家人只能在街上租了半间草房，凄惶度日。

　　即使一家人倾尽全力去“讨生活”，仍摆脱不了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因为贫穷，乙香的一个妹妹活活饿死了；后来，父亲染病身亡，家里没钱安葬，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4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

　　15岁的乙香也被送给一个李姓人家做媳妇。缠着小脚的她每天在田里一身泥一身土地干活，婆婆生气时就揪着辫子打她。每次被打后，乙香都会跑回自己家，在母亲那儿寻求一点安慰。

　　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乙香有两个舅舅，都是耿直刚强的农民，他们与地下党员杨克明、张静波等人成了好朋友。乙香家租住的房子靠山的一边地下有个门，如果有人从前门进来，屋里的人可以从后门出去，靠着大山的掩护就能避开追捕。因此，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乙香家里开会，谈论一些穷人翻身、男女平等的事儿。

　　因为这个房子在街上，可以搭几个桌子以卖酒作掩护。每天，乙香和母亲在前面卖酒，看到有可疑的人，就通知杨克明、张静波他们从后门离开。负责放哨的乙香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好人”，同样不知情的母亲只是对外称这些人都是自家的亲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

　　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乙香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等等。乙香当时是个聪明能干、性格开朗、能说会讲的姑娘，她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懂得一些革命知识，后来就到处去向农民宣传。

　　渐渐地，乙香不回婆家去了，她帮着送信、放哨。在杨克明的鼓励下，乙香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放了脚走路安稳，走山路快，干活有劲。剪了辫子，大人想揪着辫子来抓我也不容易了。”就是这么朴素的想法，让乙香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李家族长知道后，派来几个人，要抓乙香回去。舅舅和朋友们凑了40多块银元，结束了她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九军打到营山，解放了乙香的家乡，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乙香在其中担任内务委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起，代表过去的“乙香”不见了，“王定国”这个名字伴随了她的一生。

　　由于四川军阀杨森的反扑，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支援红军作战，成立了400多人的营山县妇女独立营，王定国任营长。她带领妇女营的同志们手持梭镖大刀，和男同志一起冲入敌人阵地，杀顽敌，抓俘虏，英姿飒爽。

　　1934年初，党派王定国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纸和笔，王定国和同学们就相互在别人的背上学写字；而且，全凭记忆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当时苏维埃颁布的《劳动法》《土地法》就是他们的教程。虽然学习时间不到3个月，但之前不识字的王定国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字，如“人”“风”等字。

　　在苏维埃学校学习时，王定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工作队，奔赴红江县。在这儿，她结识了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那时她很年轻，皮带上别着一把小枪。”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留学莫斯科5年回国后，先后成为红军中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女师长，新中国成立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王定国把张琴秋称为“没有授衔的将军”。

　　在张琴秋的领导下，王定国与同志们一起向贫苦农民做宣传工作，扩大红军，平分土地，组织农民给前方作战的红军送粮米、做军鞋，还拿起武器勇敢作战，保卫革命政权。

　　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雪山顶上

　　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到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前进剧社，任服装道具股股长，主要负责演出的服装、道具、化妆等工作。王定国回忆，当时，剧社条件非常简陋，她想了很多办法应对。没有道具，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前，她到当地老乡家里借门板、桌椅作道具；服装是有什么穿什么，譬如，演地主的时候就穿上从地主家里拿来的衣服，演老百姓的时候就穿借老百姓的衣服；而化妆则都是王定国自己设计的，先研究一下人物，再想怎么去体现人物，用墨汁画眉毛，用买的红纸做口红。

　　在艰苦的行军中，王定国和剧社的同志们每到一处，顾不上休息，就到战士们中间，教唱歌曲，排演节目。在翻山越岭的时候，他们从队头走到队尾，用激越、诙谐的快板和歌曲，鼓舞同志们克服困难。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经两河口来到毛儿盖，作短时间休整。休整期间，两个方面军的战友互相慰问。王定国随剧社到红一方面军驻地慰问演出，演出之后，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正在生病，剧社的易维精政委和周武功队长带领王定国等剧社各股长共六七个人前去看望。虽在病中，周恩来仍和大家亲切交谈，夸奖剧社同志说：“你们剧社这些女孩子又行军，又打仗，又演出宣传，真是不简单！”

　　随后，王定国一行又去看望了挨着周恩来副主席住的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用藏民的木头碗泡“茶膏”招待大家。当时茶树上的嫩尖芽做茶叶，老叶子做茶砖，剩余的筋筋络络捣碎后熬制成茶膏。在长征路上，毛主席也就只有一点儿茶膏喝。话题转到演出上，毛主席说：“你们演的剧里，刘湘投江了(刘湘是四川军阀，剧社当时演的剧目有一出叫做‘刘湘投江’)，可是演戏只代表人们的心愿。别忘了，刘湘还没死。你不打，他是不倒的。刘湘也是不会去跳河自杀的。”王定国等人听了，心里十分钦服。

　　王定国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次翻越雪山草地。年轻的王定国当时并不明白如此艰苦的行军为什么会一次次重复，她知道的仅仅是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剧社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一看队伍无影无踪。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挨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雪山顶上。

　　那个晚上，王定国和战友们互相挤着睡着了，但人太多被子盖不着，王定国醒来后，发现自己的脚趾冻僵了，她拿手一摸，脚趾一下子竟然摸断了。这样的情景在现代年轻人想来，有些恐怖，但那时的女红军战士王定国却丝毫没有难过与害怕，她把伤骨磨平，包扎起来，仍跟随在长长的行军队伍中。

　　乐观和坚强让王定国在艰苦的长征中坚持了下来。1936年10月王定国跟随队伍到达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当时，她走完了长征，也走完了自己人生中最艰难、最难忘的一段路。

　　战斗在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王定国没有想到的是，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三个主力军组成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线”。王定国所在的前进剧社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

　　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剧社战士们带有十几条枪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向敌人开了火。凶残的敌人以为遇到了红九军军部，立刻包抄过来，一会儿派飞机来侦察，又用火炮轰击。

　　苦战一天后，剧社已近弹尽粮绝的地步，剧社负责人大部分牺牲。敌人叫嚣着扑了过来，从土墙上挖的洞里爬进来。身材单薄的王定国早已忘了饥寒与伤痛，她举着刺刀向敌人冲去。涌进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从楼上拖了下去。这时，敌人才看清，和他们相持一整天，消耗了他们这么多兵力的对手并不是红九军军部，而是一群孩子和妇女！敌人大骂上当了。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社。

　　趁剧社扩大的机会，王定国和战友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社，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西征中，张琴秋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是敌人悬赏1000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社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社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社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后来，由于叛徒告密，张琴秋被押送到南京，后来在周恩来营救下才返回延安。

　　第二年春天，王定国和剧社其他同志又被押解到张掖敌三〇〇旅旅部，由敌旅长韩起功监管。一面受到敌人的监视和奴役，一面充当临时的演员。即使身陷囹圄，英勇的红军战士也从未忘记为理想与自由而斗争。在张掖敌旅司令部，王定国发现，有不少西路军被俘同志被敌人强迫在机关内当兵，还有的在电台和参谋处工作。经过多次接触，王定国取得地下党支部的信任，被选为支部组织委员。“这个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同志、传递消息、等待时机、组织重返革命队伍。然而，河西走廊地区被马家军严密控制着，这么多失散的同志怎样才能回到革命队伍呢？”王定国说，那时大家的心情真可以用“心急如焚”来形容。

　　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党中央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吴玉章一同被誉为“中共五老”的谢觉哉出任党代表。根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谢觉哉一到兰州便着手进行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受谢觉哉委托，在兰州和河西走廊各县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传教士高金城医生来到张掖，立即开设一所福音医院帮助我党为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做掩护。

　　以医院救护伤员的任务重为由，高金城亲自出面向敌旅长韩起功借王定国等7名红军剧社人员到医院当护士。在高金城医生的帮助下，王定国和同志们立即开展秘密接应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福音堂医院也成为张掖县地下支部的秘密联络点。此后，由于营救活动引起敌人的怀疑，王定国等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当年9月，在地下党支部的决定下，王定国告别了善良的高金城医生和同志们，踏上了去兰州的路途。

　　跨越半个世纪的寻找

　　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她认为，当年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及后果，不能由这些无辜的战友承担，而且，这些人都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现在不解决，后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更难以解决。

　　于是，她和伍修权一起，自费跑遍河西走廊，越乌鞘岭，跨湟水河，顶着戈壁烈日，迎着祁连山朔风，为的是一项几十年前没能完成的任务———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那时，经常有素不相识的西路红军女战士找王定国解决问题，经她过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人能叫出名字的就有10多人。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走访，王定国和伍修权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最终促使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专门文件，妥善解决了遗留多年的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经济、医疗问题，使西路军的幸存者能够安享晚年，先驱者能够瞑目安息。从此，那些被叫做“红军流落人员”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称呼——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西路军战友对王定国的义举深表感激，可王定国只是说：“我做了件该做的事情。”

　　每逢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活动，很多机构邀请王定国外出参加各种活动，有时一个星期总有两三天睡不了午觉。因为一去参加活动她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所以很多活动都被家人谢绝了。但只要被她知道了，总要批评家人，说人家请的是老红军，不是我个人，没理由不去的。所以只要身体无大碍，家里人就不得不让她去。

　　“能让大家高兴我也很高兴。我一个老红军，很多国事活动都来接我参加，还图什么呢？每天看看新闻、听听广播，天气好时出去走走。既然笑着愁着都是过，为什么不让自己的晚年在微笑中度过?”王定国脸上的皱纹似乎舒展了许多。

　　这位老人健康长寿的秘诀，就是她自己总结的：“对生命要积极进攻，不能消极防御，对生活就该难得糊涂，不违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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