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我回到阔别40年的甘肃进行访问。我作为红西路军和后来的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名老战士，曾在那一块土地上战斗过，那是一个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的年代。西路军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那片疆土，当年失散的同志们定居在那里，我常收到他们的信件，诉说心中的委屈和面临的种种困难。我一直想去那里看看他们，了解一切，这次有了机会，甘肃省党史部门邀请我和伍修权重访甘肃，因此我和他先后抵达了兰州。

1991年，王定国（中）与伍修权（右）合影

经过建国后30多年的建设，兰州古城已由往昔落后的偏僻小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新兴工业城市，人口已达200多万，市区也扩大了几十倍，几乎变得一点也认不出来了。我和伍修权都感到无比的喜悦。我们会见了许多还健在的老战友和老朋友，他们向我们介绍了许多甘肃省巨变的动人事迹，共同回忆起那些永远难忘的往事。但也不庸讳言，也扯到了一些不如人意的情况，其中有件事使我仍深感不安。

这就是当年西路军失败后，一批被俘和失散的人员，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重返革命队伍，长期滞留在甘肃、青海一带，现在他们都进入了人生的晚年，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他们面临着许多困难仍无法解决。首先在政治上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文革”中更是倍受摧残，政策没有落实好；在经济上普遍处于困境，连看病买药的钱都很困难，因而有的人过早地逝去，有的人长期卧病，政府部门虽做了一定的工作，对他们进行接济，但都没解决根本问题。

被俘后获救的西路军战士王定国

了解到这一切，我和伍修权很焦急。他说：“世界上哪有只打胜仗的军队。西路军的失败，这些同志有什么责任？不解决好这批同志的问题，对党和军队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我面对老战友的处境，心情感到很沉重。我觉得这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些人实在是等不起了，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现在不解决，后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就更难解决了。

经过我们和当时的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共同商量，决定我和兰州市的黄景渊，北京来的洪炉一道深入下去，到甘肃河西走廊、青海等地去实地调查，把真实情况向中央如实反映，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伍修权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并上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胡耀邦过问了这件事，在中央的部署下，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共同制定了一个文件：政治上改变称谓，不再叫红军流落人员，而称为红军西路军老战士；改变政治待遇；发放生活费，实行公费医疗；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妥善解决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就业、就学问题。这个文件执行后，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使这批老同志及其亲属和人民群众，更加热爱我们的党和军队。这次工作的完成，黄景渊、洪炉一直陪同我，还有青海的朱永馨，大家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我很感谢他们。

1983年，王定国(二排右二)同在兰州的西路军女战士及家人合影。

在这次访问调查中，我凭吊了烈士墓地，寻访了当年的战场，特别是在永昌县东二十里铺，我们剧团浴血奋战的遗址，不由使人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终于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可以告慰先烈英灵，他们的遗愿实现了！同志们，安息吧！我们这些幸存者更要加倍珍惜这得来不易的胜利成果，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永远奋斗不息！

本文摘自老红军王定国著的《后乐先忧斯世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