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谢觉哉与王定国

1950年，我从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调北京军委办公厅工作，一个星期天，我请假到内务部看望时任内务部长的叔祖父谢觉哉。当时谢老公务忙，不在家，由叔祖母王定国接待我，叔祖母是谢老的秘书兼机要科长，我和她是首次见面。她的第一句话是：“谢老说今天你要来，我叫炊事员为你准备了中午饭，生活上你还缺点什么？跟我说……”临走时再三叮嘱：“到了大机关要勤奋工作，刻苦学习，听党的话。”从此以后，每逢节假日，我都要去看望、聆听她的教诲。如今，她已89岁高龄，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中国长城学会及中国干部教育协会的领导职务。她还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工作，足迹遍布全国，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还是《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社特约编委。她眼不花，耳不闭，思维依然敏捷，仍笔耕不止，出版了《留在昨天的情思》和《后乐先忧斯世事》两本著作以及上千幅字画作品。还有几十万字的日记在党的80周年纪念日前已付印。

　　王定国1913年2月4日（农历除夕）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农村，父亲是佃农。1930年，父亲病故时，母亲卖了一个弟弟换回一副棺材板安葬父亲；因生活无着，才16岁的王定国被嫁到邻村李家做媳妇。1931年春，在舅舅家结识了避难的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通过杨克明，又结识了一批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王定国逃离了李家，参加党领导的秘密农会。她在妇女中积极宣传放足、剪发和男女平等的思想，并在四川南充地区第一个带头放足、剪发。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集中所属红四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的主力约五万人挥师南下，解放了营山。

　　10月6日，营山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王定国当选为内务委员会委员，内务委员会主席李禹候在战斗中牺牲后，她代理了主席职务。11月在营山县党代会大会期间，王定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12月，县政权组建妇女独立营，由县委书记王崇道兼任营政委，王定国任营长，随即率妇女独立营到三元、五块石、消水河等地抬担架、送弹药、围剿土匪，在营山的战斗历时五个月。

　　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决定扩大宣传队伍，将原有的剧团规模扩大。王定国因平时爱唱爱跳，组织上就调她到剧团工作，负责服装、化妆、演出杂务。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在联欢会上，王定国所在的剧团和中央军委文工团联合演出了精彩的节目，李伯钊跳了苏联舞蹈，大家合唱了陆定一写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

　　随后，中共中央举行了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同抗日，王定国随剧团经过毛儿盖来到卓克基，为过雪山作准备。一天，一位老同志手拿衣物从山坡上走下来，面带笑容走到王定国面前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国当即伸出双手接过来，满口答应：“行，我今天就缝好，明天就给你送去。”老同志连忙道谢说：“那就谢谢你了。我叫谢觉哉，就住在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王定国将缝好的羊毛衣送给谢觉哉，谢老远远地迎上前去，接过羊毛衣看了看，高兴地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并将身旁的董必武、徐特立给王定国作了介绍。王定国也自我介绍说：“我是红四方面军剧团的，叫王定国。”在向他们告别时，谢觉哉特地嘱咐她：“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可以御寒。”谁曾料到这次偶然相遇，竟使后来他俩成了终身伴侣。

　　1936年10月底，部队过黄河后，准备配合河东红军部队攻取宁夏。这时河东战场形势急变，“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实现。中央军委命令过河部队红五、九、三十军组成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率西路军部队向河西走廊行进，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直接打通由新疆至苏联的国际通道。剧团也改称“西路军前进剧团”，跟西路军总部行动。

　　11月9日，西路军经过万里征战还未得到休整的英雄健儿两万多人，包括上千的伤病员，1400多名女战士，高唱战歌，在空旷的、陌生的河西走廊上急进，时值数九严冬季节，风沙扑面，呵气成冰，食不果腹，衣不御寒。沿途同围追堵截的马家军不断发生激战，加上中央军委对西路军任务不断变化，又没有主力红军后续部队的支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历时四个多月，取得先后歼敌两万多人的战绩。但由于当时没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又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1937年8月中旬，西路军被数倍于我之敌围困在荒山雪岭之中，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兵败祁连，九军政委陈海松、25师政委杨朝礼壮烈牺牲。陈昌浩召集西路军余部全体指战员开会，宣布组织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就地疏散，各打游击，自找出路。

　　这一悲壮惨烈的历史事实，沉重地深深刻在王定国的记忆里。1996年王定国看了《炎黄春秋》杂志第三期刊登的刘明钢写的《西路军的失败与陈昌浩的检讨》一文后，她说：“这篇文章写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公道的。”

　　在这场战斗中，王定国腿部曾两次负伤，右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结成了冰块。王定国是排长，晚上还得查岗查哨，当她发现有个战士该换班却没有人来接班，便自己接替战士放哨，因腿伤只好坐着放哨，刚好徐向前出来查哨，见她坐着，便问：“你这个同志怎么坐着放哨？”她说：“腿受伤了。”徐向前又问：“腿受伤怎么还出来站岗呢？”她答：“是来查哨，我替战士站岗。”徐向前听了，忙叫另外的战士换下她。

　　12月5日，剧团奉命从永昌到东里铺慰问红九军军部，不料与军阀马步芳的骑兵部队遭遇，剧团立刻抢占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据守待援。总部派三十军武杰（吴俊平）带领骑兵支援，哪知这些马匹是从敌人那里缴获过来的，敌人用马语一声吆喝，连人带马都跑到敌人的阵营去了。敌人开始认为剧团驻地是九军军部，采用重兵包围，当我们的子弹打完后，只好用马刀和石头同敌人奋力拼杀时，敌群蜂拥而上，十几个对付我们一个，苦战一天，大部牺牲，余下三十余人被敌人抓住。被俘后王定国等被押往武威后转青海西宁关押。在关押期间，剧团被俘人员秘密地组建了党支部，王定国任组织委员，开展了同敌人新的战斗。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全国一些大城市先后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十分关心失散和被俘的战友。7月，党中央派谢觉哉等同志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转送延安。这时马匪军正在大批杀害红军战俘，用活埋、枪杀等极其残酷的手段，一片白色恐怖。据1958年张掖县统计的数字，马家军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的情况：活埋2600人，枪杀575人，烧死56人，其它手段害死27人。遭遇最惨的是那些被俘的女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1000多人，前进剧团30人，全部落入马步芳之手。马步芳见抓到的红军剧团，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女人，就强迫为他们唱歌跳舞，寻欢作乐，或作妻妾、女佣。敌人为了控制剧团，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把王定国和孙桂英等20多人押送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县城，由旅长韩起功负责临时监管。“八办”得知这一情况后，谢觉哉通过地下党，结识了宗教界爱国人士、甘肃福音堂医院院长高金城大夫，谢觉哉同高院长回到张掖，重开福音堂医院，秘密地开展营救工作。王定国和剧团的徐世淑就成了福音堂两位特殊身份的护士，以医院为掩护，接待西路军的伤病员和外出寻找失散人员。

　　据后来的统计，经王定国和“八办”的同志寻找到的西路军失散和被俘的同志共300多人，其中有刘瑞龙、魏传统、丁世芳、吴建初等负责干部。

　　1983年秋，王定国回到阔别40年的甘肃省进行访问。这里是西路军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的疆土，是当年失散的红军定居地。王定国经常收到他们的信件，诉说心中的委屈和面临的种种困难，她一直深感不安。这次是应甘肃党史部门的邀请，她和伍修权专门到了兰州，在兰州军区政委肖华的组织下，成立调查组，他们来到西宁、银川和河西走廊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走访了尚健在的一部分西路军老红军战士。他们是当年西路军兵败祁连后，一批被俘和失散人员，大多是从敌人的屠刀下及活埋战俘的万人坑中逃出来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重返革命队伍，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把他们当成“逃兵”“叛徒”。“文革”中，更是备受摧残。他们生活上面临许多困难仍无法解决，没有医疗保障，住房条件很差，没有生活来源。面对这种情况，伍修权感慨地对王定国说：“世界上哪有只打胜仗的军队，西路军当年的失败，这些同志有什么责任？！竟长期忍受这么多委屈！今后还要不要有人当兵？这件事一定要解决好，不然会给党和军队造成不良的影响。”王定国和伍修权商定，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向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写了个调查报告，并提出调查组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不久，在胡耀邦、宋任穷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下，由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对西路军散失人员的安置办法作出具体规定，恢复这些人政治上的荣誉，不再叫红军流落人员，改称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增加生活上的抚恤，发放生活费，实行公费医疗，改善其生活状况，妥善解决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和就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