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党员都要过组织生活

延安时期，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执行得非常严格。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一样要参加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的活动，要过组织生活。每个党员不能搞“特殊化”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像党小组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毛泽东曾因不能参加党小组会议，亲自到开会的地方请假。

党员不仅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还要担负起应有的政治责任，要时刻关心党的一切。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强调了党员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性，而不只是强调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因为一个党员，是必须在政治上来关心党的一切，在政治上对党负责的……”

学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延安时期，党员的数量由1937年的4万多人增加到80多万人，人员的身份结构比较复杂，有些青年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毛泽东总结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三种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只会片面地引用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现象。

党中央根据党内的实际状况，在1941年8月1日做出决定，要求全党采取具体措施开展调查研究，并将这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工作，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密切联系起来。

延安时期，党员们通过参加组织生活，通过认真研读22本整风文献，通过深入实际了解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生产等情况，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状况，参与不同范围、形式的学习讨论交流和实践活动，不仅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提升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

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延安时期，我们党建立了规范的民主集中制运行制度。

延安时期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广大党员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不仅强调要放手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还强调“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就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因为没有统一的集中的党，就不能担负起伟大的历史任务。同时强调必须尊重少数人的正当权利，“少数人在申明服从多数决定的条件之下，有权在会议上发表他们与多数相反的意见和在表决时举反对之手”，保障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是党内民主所要求的，并且是不可缺少的。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曾说过“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刘少奇也曾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的七大党章规定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既端正思想又增进党内团结。毛泽东曾说，“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他要求大家将问题摆出来，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清除掉错误的东西，真正地团结起来。

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态度要诚恳，其次要注重方式方法，刘少奇曾指出，对于自己同志的弱点和错误，要“进行坦白诚恳的批评，绝不在原则上敷衍、迁就，更不去主张别人的错误……”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

延安时期，我们党不断探索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有小组会、支部会、漫谈会、个别谈心、座谈会等等，还有思想自传、反省笔记、读书笔记等等。大家丢开面子，抛开个人得失，放下思想包袱，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生动活泼的形式使组织生活深入内心，形成了党员干部群众一律平等、民主气氛浓郁的党内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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