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怀着神往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去拜访贺敬之老人的。一直以来，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人物。“初识”贺敬之，是上世纪60年代初，依稀记得面对小学课本诵读诗歌《回延安》的情景。

“延安来人了，激动！昨晚都没睡好觉”

贺敬之是从延安成长起来的文学大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不能不提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作品随着抗日战争的风烟和延安的烽火而诞生，伴着共和国的脚步而成熟。英雄自古出少年。他的成长道路颇具传奇色彩。1938年，14岁的他，逃离被日寇侵占的山东老家，流离颠沛到湖北、四川求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几经辗转来到延安，成为一名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1945年，21岁的他与丁毅一起创作了蜚声中外的歌剧《白毛女》。这部作品成为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他不是战场上的英雄，却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为民族而歌、为祖国而歌、为正义而歌的文化战士。他的《南泥湾》《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梳妆台》《雷锋之歌》等一批经典作品紧贴时代的脉搏，随着祖国的前进步伐而生，影响了新中国的几代人。

我是和延安市委的同志一道儿去拜访贺老的。老人家已经九十五岁了。九十五岁的老人身体如何？我们的拜访会不会添乱？敲开门，老人已衣饰整齐、笑容可掬地迎在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欢迎！欢迎！欢迎啊！”刚刚落座，老人便说，“前两天就说你们要来，延安来人了！我还有点激动，昨晚都没有睡好觉，真是有点激动！”

“盼着延安好！延安能够好！延安必须好”

环顾客厅，四壁挂满各具特色的书画，洋溢着浓浓的书卷气。我发现沙发对面的半壁墙上挂着一幅延安革命纪念馆送的，由延河、宝塔和贺敬之头像剪影构成的大幅剪纸。这幅作品所挂的位置印证着延安在主人心中的位置。老人饱含热望，深情地回忆着延安，缓缓地一板一眼地表达着他的感动：从一个粗通世事的文学少年成长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是因为延安；从一个文艺工作者成为一名坚定的文艺战士，是因为延安；从一个文学耕耘者成长为有一定文学成就的诗人还是因为延安。从1945年离开延安，到1956年再返延安，热泪长流的贺敬之用心用情写就了传诵至今的经典之作《回延安》。

我们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延安的变化，延安的山、延安的水、延安的绿、延安的油气开发与耕地保护、延安老城与新城、延安的红枣、延安的小米。特意告诉他，延安漫山遍野的280万亩优质苹果，中国人吃的苹果中每7个就有一个产自延安……老人听得津津有味，一种欣慰、一种喜悦、一种释然。他说，“好啊！盼着延安好！延安应该好！延安能够好！延安必须好！今天的延安已经好了！”这一连串的好，言语中充盈着对延安深情的记挂与祝福。我们给老人送了一套由我们创作并拍摄的大型历史文献片《延安记忆》的音像资料，他特意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天晚上安排我看两集，别忘了，我一定认真看。”

“不要谢我！我真的要谢延安呢”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和老人的交流，我们不时地表达着老人对延安的独特贡献。他反复说，“不要谢我，我真的要谢延安。我们当年那批奔赴延安的年轻人都要感谢延安。如今，我们那批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但延安哺育了我们，这个不了情，不能忘！历史证明：我们当年投奔延安的路是走对了。是延安让我们真正地理解了革命、理想、文学、文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了一起，有了家国情怀的自觉。没有延安就没有我后来的文学成就，就没有我的今天。”

老人接着说：“听说你们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刻到宝塔山下了，我心里很不安！”老人一再表示，像他这样的，在延安、在鲁艺还有很多同志，还有他的老师们那一辈人，他们对革命的贡献都比他大。延安的“名气大”是因为宝塔山、延河水、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精神，他个人微不足道。老人说：“千万不要把我当外人。多少年了，我人虽然离开延安了，但心没有离开。我就是一个离开了延安的延安人。”我明白老人为什么因我们的到来而激动，甚至失眠。

“你目中无‘人’，读者就会离你远去了”

老人对当代文学依然满怀着热望。言及目前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老人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他说，中国的文艺往哪里走？如何用正确的理论指导文学艺术？这些问题看似空泛，实则重要。文学艺术要百家争鸣，但必须有主旋律。目前有一种情况，文学评论只能表扬不能批评，这不利于文学的成长，也不利于文学生态的建设，要允许批评，不能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该表扬的要表扬，该批评的要批评，表扬是爱护，批评也是爱护。文艺评论家要真正承担起匡正文学发展方向的使命。

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时，曾反复研读老人作品时的情景，我跟老爷子说，我是读着他的诗，学习诗歌、写作诗歌的，还当场背诵了能够记得的《西去列车的窗口》开头的几句。老人家微微地笑着、认真地听着，听得专注。我说：“我是您的粉丝。”老人开怀地笑了，幽默地说：“现在年龄大了，不出门了，真粉丝、假粉丝都见不到了。喜欢就好！”

言及现在诗歌创作不时出现的无病呻吟、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离读者越来越远的倾向。老人说：“文学文艺要群众化、大众化，但也不能绝对化。历史上有一些作品不能在当时马上被接受，这受到读者的文化程度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不管怎样，应以作者的不胡言乱语为前提。我们的文学艺术要百花齐放，更要有主旋律。那些孤芳自赏的创作应该允许存在，但不宜提倡。文学艺术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社会、脱离读者。否则，你目中无‘人’，人（读者）也就离你远去了。我以为，关键是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已经超过了预定的见面时间。想起老人言谈中，念念不忘2001年，他77岁时回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感。我对老人说：“再回趟延安吧，创造一个奇迹！”他哈哈大笑：“身体不允许喽。我是唯物主义者，现在每过一年都有一种危机感。今天你们来了，我就很高兴！” 我们起身告辞，老人坚持自己走步，把我们送到了门口。一一握手，一一告别。

回来的路上，老人的那句话始终在我的耳畔回荡，“我是延安人，不要把我当外人。我人虽然离开了延安，但心没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