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彭总麾下有一支所向无敌的骑兵部队,打得“马家军”闻风丧胆。它就是闻名全军的骑兵第一师。骑一师的师长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骑兵——他从陕甘苏区红军游击队骑兵大队战士,到红军15军团直属骑兵团团长,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旅旅长,再到第一野战军骑兵第一师师长,一直伴随着西北骑兵部队的成长。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2年12月担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康健民。我们在为将军写传记时,了解到他许多传奇故事,特别是从他曾两进两出国民党军的经历,看到了他从士兵到将军的人生轨迹。
两个军队的不同作风,坚定了他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康健民1916年出生在甘肃省榆中县回回沟村(现归定西县)。那是个十年九旱,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干旱山区。因家境贫寒,康健民七八岁时开始给地主养牛放马。由于他从小爱劳动,长得机灵、身体墩实,能骑着光背马在黄土坡上飞奔,小伙伴们称他“草上飞”。
1930年,国民党来村里招兵,说是能吃饱穿暖,每月还发军饷。为了填饱肚子,15岁的康健民瞒着家人到了部队。父亲知道后,找到部队要他回去。怕饿肚子的康健民死活不愿走,这样,他就成了国民党新编第11旅3营1连的一名士兵。
可是,从军后,他所见所闻并不像招兵的说的那样。军队里相互讹诈、勾心斗角,当官的打骂士兵、克扣军饷,部队纪律败坏,残害百姓、赌博抽大烟和嫖娼的事屡见不鲜。康健民暗暗埋怨自己走错了路,可想开小差又跑不了。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所在的连队有中共特别支部,连长高鹏飞、排长曹胜勇、班长宋延璧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见康健民有正义感,就常与他接触。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康健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明白了只有推翻国民党腐败统治,才有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1932年7月,康健民参加了由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策动的西华池兵变,成了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大队的一名战士。
在红军队伍里,康健民发现每个红军战士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布带子,老战士们向他解释那叫“牺牲带”,平时系着它,不至于红军与普通群众相混淆;在战斗中系上它,可识别出谁是战友谁是敌人;当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只要看见那根鲜红的小布条,老百姓就可以识别出牺牲了的红军战士,进行掩埋和插牌标记。所以,老百姓只要看到脖子上系着红色“牺牲带”的军队,就会欢呼迎接。通过这些,康健民看到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区别,更加热爱红军队伍,更加刻苦地训,不久就当上了红26军号长,第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再艰难也要回到红军队伍去
1933年6月,红26军政委杜衡违背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错误主张成立不久的红2团南下渭华地区创建根据地,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29军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
红2团南下途中遇到国民党军层层阻击,损失惨重。6月16日,部队来到秦岭深处的张家坪,团党委在村内一个大客店里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还没有结束,村外就响起激烈的枪声,国民党军唐青山旅和当地民团趁大雾从东北沟里打进村庄。慌忙中,团长王世泰、政治处处长刘志丹带领大家经过激战冲出重围,但部队却被打散了。
第二天,王世泰、刘志丹与康健民等冲出来的六七十人又聚在了一起。这时,国民党军已经将附近山头包围,道路全部封锁,部队整天整夜转战在深山密林中。
由于几天没有吃上饭,大家饥饿难忍。一天,他们悄悄从山上下去找老百姓家要点吃的,又被当地民团袭击,部队仅剩下30多个人了,只好又转回山林游击。
在山上又转移了好几天,没有饭吃,于是又下山去找吃的。终于在一条叫介油的沟里找到一户人家。主人一听说是红军队伍,马上拿出粮食给大家做饭。当大家刚吃时,国民党军从沟前冲了过来。一听枪响,大家扔了碗筷就往山上跑。没想到另一股国民党军从山上打下来,将部队包围起来。经过激战,王世泰、刘志丹等人冲出去了,康健民等7人不幸被俘。
国民党军将被俘的人集中在一起,一个当官模样的人见康健民个子大,有一股不服输的样子,就抓住他的衣领恶狠狠地问:“刘志丹去哪里了?”康健民头一偏说:“早不在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他们又在山上搜索了几天,再没有发现红军,于是,押着康健民他们返回西安,住在西营房。康健民后来知道,这是陕西警备师第1团2营6连。一天,连长把康健民他们叫到一起说:“上级决定不杀你们,好好当兵吧。这里是大城市,总比你们红军成天钻山沟、没饭吃强。”康健民决定来一个缓兵之计,答应一定好好干。于是,连长让康健民当司号员,其他6人分到各班当战士。
9月初,康健民在连队当司号员十多天了,表面上看他十分守规矩,每天作息、训练吹号,时间准确、号音嘹亮,勤务工作也积极。连长问他现在的感受,康健民假意说:“红军整天钻山沟、进森林,吃不好、吃不饱。这里是大城市,有饭吃。”连长拍拍他的肩膀满意地说:“小子表现挺不错,在这里好好干。”康健民立正向连长敬了一个礼回答:“是!”其实,康健民在心里想,我的理想是为穷人翻身做主人,才不是为了自己图享受呢!
这天,康健民值日,连队外出训练去了,他趁没人注意,一口气跑出了西安。下一步往那里走呢?他想起红军和游击队在陕北,抬头看了看太阳,辨别了方向,向北走去。没有路费,他就沿途讨饭吃,实在走累了,就躺在庄稼地里睡一阵继续赶路。
经过千辛万险,近一个月的行程,康健民终于回到了照金薛家寨。凑巧的是,王世泰、刘志丹等人也冲出重围后回来了。
康健民又回到朝思暮想的根据地,回到了战斗的集体,见到了熟悉的战友,见到了薛家寨的一草一木,流下了激动兴奋的泪水。
回来后,康健民如实向领导汇报了被俘、逃跑的经过。当时的战斗十分惨烈,一百多人牺牲了、打散了,能再返回照金,真是对人生的考验。王世泰和刘志丹对他的归队行为给予了高度赞扬。
通过这次艰苦战斗、重新归队的经历,康健民进一步感受到在红军队伍里的阶级温暖,官兵平等,团结友爱等优良作风,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打仗更加勇敢,训练更加刻苦。11月,由红2团供给处主任刘约山介绍,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上根据他善于骑射的特长,他担任了红26军骑兵连任排长。
为保卫延安和党中央,纵马驰骋在西北这片热土上
康健民的坐骑“花鼻梁”是不少人都不敢乘骑的“烈货”。当初,只要有人骑到它的身上,它就狂奔不止,非将人摔倒在地才罢休,即便平时,谁要走近它,它也会前蹄腾空,发出吓人的嘶鸣。但康健民不畏难,不怕苦,耐心调教,很快使“花鼻梁”驯服下来,乘马射击、飞马劈刺、跨越障碍、蹬里藏身等难度较大的动作也十分熟练。康健民乘骑“花鼻梁”转战陕甘苏区,冲锋陷阵,一次次出色完成了任务,他也随之晋升到连指导员。
1935年1月,康健民所在的骑兵团袭击了国民党军的后方基地——长武县城,歼灭了守城的自卫团。山西出版的《晋阳日报》对这一仗进行了夸大其词地报道“陕甘红军5万余人奔袭长武”。这一报道,不仅震惊了国民党当局,也为到达甘肃哈达铺的中央红军把长征落脚点选在陕北提供了依据。
2月,蒋介石调集驻洛阳的第84师高桂滋部和晋陕宁甘四省军阀部队,向陕甘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3月初,国民党军第35师兵分3路向华池南梁扑来。红42师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率领红3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向东行进。4月3日,在柳村塬与“马家军”悍勇之将外号“野骡子”的第105旅冶成章部遭遇。
由于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在激战中骑兵团团长赵国卿身负重伤,部队失去指挥。危急时刻,连指导员康健民向团政委高锦纯提出作战对策,高锦纯觉得他说得在理,就说:“就按你的意见打,你来指挥部队!”康健民立即叫大家不要慌,把部队摆成前三角队形,并重新组织火力,机枪在两侧,冲锋枪在前面卧射,步枪在后面跪射,然后让大家隐蔽好。马家军的骑兵又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大约距两百米时,康健民一声令下:“打!狠狠地打!”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开火,马家军纷纷落马,队形顿时大乱,立即掉头就跑。康健民趁机组织部队后撤。
这时,习仲勋、刘景范等率领的游击队、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在老爷岭山头树立旗帜,伪造埋锅造饭的“炊烟”,迷惑马家军,部队终于转危为安。
战后,经高锦纯提名,上级批准,不到20岁的康健民由连指导员直接破格提拔为骑兵团代理团长。9月17日,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康健民被正式任命为第15军团直属骑兵团团长。
不久,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中,他率领部队时而正面冲杀,时而迂回出击,充分发挥了骑兵的优势,杀得敌人闻风丧胆。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健民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先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团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骑兵团长兼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旅长,在根据地的北线树起一道屏障,保卫着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康健民率骑兵旅急奔晋北,参加了大同、集宁等战役,在战斗中大显神威。1949年2月,骑兵旅改建成骑兵第一师,他任师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率领骑兵方阵,参加了天安门大阅兵。1951年,他任63军政委,与代军长王建业一起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入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学习,毕业后任63军军长兼任石家庄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62年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以后兼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77年1月,康健民突发心脏病在银川市逝世,终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