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快速做出反应，当夜起草文件，第二日发布《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又称“9·19宣言”）。这是中国人民发出的第一份抗战宣言，也可以看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早宣言。

那么，中共满洲省委为什么能在第一时间，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

这不得不提中共满洲特科，是这个神秘组织最早发现日军要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及时上报。而且，满洲特科还营救过许多共产党人，为革命保存了力量。

从档案和回忆录中还原宣言

《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的影印件静静地躺在辽宁省档案馆。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王锐告诉记者：“在众多党史资料中，普遍认为这份宣言是时任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毅敏于9月18日晚起草的，并于9月19日经省委研究修改形成的宣言，被党史学界认为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篇抗日宣言。”

在赵毅敏所写的《我起草的第一份抗日宣言》文章里，赵毅敏回忆道：“1931年9月18日当夜，我听到枪炮声四起，立刻判断出日军开始了大规模武装行动。我强烈意识到，一定要尽快告诉群众究竟发生了什么。考虑到自己是宣传部长，遂连夜起草文件。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小西边门附近省委秘书长詹大权家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经省委常委讨论后定稿。”“随即，就交由省委秘书处刻字、打印，当天就经党员秘密散发到工厂、学校、商场和百姓院落中，张贴在城墙上和电线杆上。很快，中文、韩文、日文三种版本的‘宣言’传播开来。这是中共满洲省委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最早的抗战宣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争宣言。”

反侵略宣言和侵略者的布告，同一时间出现在大街上

赵毅敏在回忆文章中还解释了这篇抗日宣言的主要内容和起草目的，“宣言要告诉老百姓些什么？我当时主要写了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日本武装占领沈阳是其 ‘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的必然行动，是日本军国主义阴谋已久的侵略；第二，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第三，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王锐告诉记者：“9月19日晨，《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与关东军事先准备好的巨幅本庄繁‘安民大告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布告（第1号）》是同时出现在沈阳街头的。”

一个是侵略者的布告，一个是反侵略的宣言，针锋相对。侵略者的布告为石版印刷，写道：“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至于对帝国军队发枪开炮，是彼东北军自对我军来求挑战也。”布告将挑起战争的责任嫁祸给中国东北军，声称关东军为了自卫不得不“断然处置，无敢踌躇”，大张旗鼓地掩盖罪恶本相。

中国共产党贴出的反侵略的宣言布告为蜡纸油印，其中写道：“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 ‘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 ‘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

王锐说：“关东军司令签字的侵略布告和中共满洲省委签发的抗战宣言，同一天面世，针锋相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应变力和决断力。满洲省委这篇抗日宣言使国人了解了事变真相，揭露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罪行，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中共满洲省委为什么能在第一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

在这份影印的宣言里，记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还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其“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激进、更肆无忌惮地来占领满洲”，呼吁“应当坚决地来反对”。号召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游击战争，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们！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才能完成它！”

中共满洲省委为什么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做出反应？发出这么强的声音？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洁分析：“这份宣言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关注东北形势、心系国家和民族安危的责任意识密不可分。”

张洁说：“满洲省委1927年成立以来，一直密切关注日本侵华动向。1931年4月以后，满洲省委多份报告中都列举 ‘日军在朝鲜北部增加驻军，进行军事布置’‘关东军增加军队，建立兵营，在长春野操，以及在沈阳实地演习作战’等内容。7月，满洲省委分析指出‘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藉口出兵满洲的一个阴谋’。此外，1928年成立的以蔡伯祥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特科也多方搜集日军情报，先后获悉‘奉天驿（沈阳站）军事调动频繁、军事物资运输量增加’‘日军29连队队营地（今太原街2号）安置重炮’等军事情报。这些信息也为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正确把握日本侵略动向提供了可靠依据。”

专家说

中共满洲省委发布的“9·19宣言”是中国共产党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的第一份抗战宣言，也是中国人民第一份抗战宣言，更是中华民族第一份抗战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出的反侵略的第一声呐喊，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中国共产党迅速投身领导东北抗战之时，蒋介石正在茫茫长江上因为“剿共”失利而绞尽脑汁。尽管中国共产党依然处于国民党围剿之中，但面对中国东北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客观实际，迅速把民族矛盾置于第一位，表现了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9·19宣言”还提出了“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党的领导”以及“发动游击战争”“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等重要理念，为中国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在抗战的第一时间提出难能可贵，说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道路的深思熟虑。这些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经受了检验，也得以丰富和完善。我们往往熟知1935年的 《八一宣言》《瓦窑堡决议》、1937年的《国共合作宣言》等，但从根本上讲，这些重要的抗战文献都是1931年“9·19宣言”精神的继续和发展。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王锐

“9·19宣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第一份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站在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线，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先导作用。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是法西斯全球侵略扩张的开端，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众所周知，德国袭击波兰、德国进攻苏联、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都是法西斯侵略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但是，这几个时间节点上，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都没有发表反法西斯宣言。比较而言，“9·19宣言”无论在发表时间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弥足珍贵，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精神旗帜。在《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 等反法西斯文献被广泛认知的情况下，“9·19宣言”有理由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洁

“9·19宣言”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14年抗战的首倡者，也是14年抗战的最早实践者，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14年抗战中流砥柱作用的最早体现。“9·19宣言”与中共中央连续发表的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等文件共同吹响了民族抗战的精神号角。

“9·19宣言”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上、宣传上推动了抗战。按照宣言精神，中共中央陆续派遣军事骨干组建和领导东北抗日武装。童长荣、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纷纷被委以重任，李兆麟、曹国安、宋铁岩、赵一曼等一批党团员也陆续被派往东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武装走过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东北抗联的历程，直到抗战胜利。青山沟战役和摩天岭大捷威慑敌胆，杨靖宇被关东军称作“扰乱满洲国治安的第一大元凶”。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独立领导的东北抗联在周保中、李兆麟指挥下配合苏军出兵东北，完成了对日最后一战，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陈列馆馆长张旭东

（编辑：刘慧）